制图 冯晨清
根据教育部3月31日发布的公告，202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简称高考）将延期至7月7日至8日举行。北京市教工委、教委也发文称，将根据疫情防控工作的具体情况尽快提出意见。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试虽然有过时间调整，但是鲜有延期。
在古代中国，科举制度肩负着为国选材的任务，历史上可曾有过因故推迟科举的先例？实际上，古代确实有过几次科举时间的推移，原因也很多，从天气到天灾，甚至不乏人故。
宋仁宗为二苏推迟“高考”？
公元1061年农历八月，北宋都城开封的天气似乎比往年更为炎热。盛暑蒸腾下的街市不像《清明上河图》中那样熙攘，供应清凉茶汤的坊店中却流传着比天气还令人躁动的新闻：听说，朝廷颁布了最新指令，由赵官家亲自主持的本年度制科考试，原本应于八月中旬开考，却忽然宣布推迟！坊间传闻，此乃圣上听信权臣之言的徇私举动，为一二人而延期考试。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一桩“大宋推迟高考”案，除了最高决策者宋仁宗之外，还牵扯进四位鼎鼎大名的北宋文臣：韩琦、欧阳修以及苏轼、苏辙兄弟。其中，韩琦是当朝宰相，二苏是应制的考生，而欧阳修是他们的举荐官。这一年，苏轼26岁，苏辙23岁，兄弟俩已在文坛扬名，正待于国家选拔人才的最高考试中大展拳脚。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苏辙偏偏在此时生了一场病，无法按期应考。
史料没有记载小苏病倒的原因，或许与溽热天气下的传染病有关，或许是川娃子在京城水土不服，总之，在已经通过前面几轮考试的情况下，于此功亏一篑，实在令人惋惜。这时，一向爱才的宰相韩琦就站了出来，向宋仁宗进言，请求推迟考试。韩琦是这样说的：“今岁召制科之士，惟苏轼、苏辙最有声望。今闻苏辙偶病未可试，如此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欲展限以俟。”
细品韩大人这番话，有点挟众望以令天子的意思。他请求延考的理由并非担心优秀人才漏选，而是因为二苏的名望很高，一人缺席会影响大家的期待。这听起来有些强词夺理，神奇的是，仁宗陛下居然就答应了。但皇帝考虑的可能不只是“众望”，还有韩琦本人的威望。
彼时，52岁的宋仁宗已在龙椅上坐了近四十个年头，作为宋代执政时间最长的天子，他治下的国家可称“民富”，但不够“兵强”，在西北边陲迅速崛起的西夏始终让皇帝头疼。幸好，有范仲淹和韩琦两位名臣轮流坐镇边庭，从“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语出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的歌谣中，即可知这两位国之长城的价值。既是长城，说话就有分量。范大人已于十年前谢世，国有疑难总要仰赖韩大人。因此，宋仁宗乐于笑纳韩琦请求延考的建言，既给老臣面子，也给新人机会，更坐实了自己宽柔仁善的人设，可谓三全其美之事。
多年之后，已成一代宗师的苏轼在与自己的学生聊天时，提起这桩往事，依然口称韩琦之贤：在苏辙养病期间，韩琦还多次派人上门探望，直到确认小苏身体无恙，能够集中精力应考发挥之后，才和皇帝商量重开考场。但苏轼并不认为这是韩大人对他们兄弟徇私关照，因为自此之后，宋朝例行的制科考试统一推迟到了九月，避开了易生疾病的暑天，使得考生们能够在凉爽时节健康应试。可见朝廷做出一项制度性决策有多方面的考虑，苏辙的一场病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一枚拼图而已。
不过，苏轼说韩琦于他兄弟二人并无私情，这可未必准确。早在四年前，兄弟俩随父入京之时，年仅19岁的苏辙就曾作《上枢密韩太尉书》一文，表达对韩琦的敬仰之意。韩琦本人也是少年得志的才子，20岁即以榜眼之位开启仕途，在朝中一向敢言。胆识兼备的小苏仿佛让韩琦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而苏氏兄弟在作品中提出的文学主张，也与当时北宋文坛的诗文革新运动不谋而合。在这次制科考试前，韩琦就曾和门客表示：“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这话传出去，果然有不少考生忌惮与苏家兄弟同榜竞考，于是“不试而去者，十盖八九矣”。
韩琦一句话，替大小苏吓跑了不少竞争对手，又一句话，替他们争取到了延迟考试的恩荣，可谓兄弟俩的贵人了。但国家的考试制度，真能凭几句话就改变吗？
其实，北宋的科举考试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种。常科三年一考，有解试、省试、殿试三级，通过即为进士及第。制科又称御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规格考试，应试者必须由朝中大臣推荐，考期则根据国家的人才缺口而定，有时一年，有时“权停”，相对于常科，制科有一定自由性，参考人数也远比常科要少。这次为苏辙延期的考试正是制科，影响范围较小，因此情理能容。二苏此前已在常科中登第，也获得了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但吏部派发的官职让兄弟俩不太满意，因此又报名参加制科，希望在御试中获得佳绩。
二苏成绩不同 苏辙后来居上
那么，在这次颇为曲折的制科考试中，二苏的成绩究竟如何呢？按照考规，兄弟俩先各自写了五十篇治国理政的策论，和同场考生一道经过六位考官的层层核选，才在御政殿前觐见天子，接受“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的策问。面对来之不易的机会，兄弟二人的表现却迥然不同。
苏轼的发挥非常稳定，解题有方，答题到位，被评为最高等级——三等（按：由于一二等是虚列，因此三等实际相当于最高等），自宋朝开国一百多年来，位列三等的只有苏轼和前辈吴育两人。试毕，苏轼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一时在官场与文坛都盛名如炽。
而苏辙就有些不按常理出牌了，他一点儿都没有感念皇帝为他延考的恩典，在对策中直指仁宗为政无纲，早年的庆历新政半途而废，近年的均税恤民之举都是花架子，“欲使史官书之，以邀美名于后世耳”。最要命的是，苏辙还抨击了宋仁宗的私生活，说他“宫中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并一连列举了历史上六位耽于酒色的致乱之君，要求皇帝引以为戒。
23岁的小苏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据他后来说，这些论据实则“闻之道路”，也就是坊间流言，但他就敢在这么重要的考试中对当朝天子做出毫不客气的指控。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评审官中也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苏辙是以赤子之心言时弊，言辞虽夸张但忧国之心可嘉；一派则认为他答非所问，且听信谣言，援引历代昏君来比喻今上，实在有累盛德。
幸好，宋仁宗不愧为仁厚开明之主，一句“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为苏辙的成绩一锤定音。最终，苏辙位列四等，虽不及乃兄破天荒的三等荣耀，但也于名于实都收获颇丰，在秘书省入了职。考试结束后，宋仁宗不无欢喜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果然，三十年后，苏辙官至尚书右丞（按宋制，该职务有宰相权力），成为宋哲宗的宰相。苏轼的仕途不如弟弟顺利，却在文坛取得了更大成就，化身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无冕之王。而这一切，与宋仁宗嘉祐六年那届被推迟的制科密不可分。不知是兄弟俩的名气改变了这场考试，还是这场考试改变了兄弟俩的一生。
方便天子，苦了举子
科举一制，从隋至清，历朝规则不甚相同，但大体遵循三年一科、三级考试的制度，时间节奏也差不多——头年秋八月由各地方府学举行初试（唐宋称解试，明清称乡试，也叫秋闱），次年春正月或二月由尚书省举行礼部试（唐宋称省试，明清称会试，也叫春闱），接着是天子亲自主持的殿试。考试级别越高，牵涉的部门越重要，日期变动也越频繁。
自然灾害是导致科考延期的一个常见原因。唐文宗太和八年（833）夏秋之际，各地解试已毕，但因为“虫旱相因，恐致灾荒”，尚书省决定直接取消第二年春天的省试及殿试，用当时的话说，叫“权停贡举”，一时舆论哗然。
为什么一场地方性的虫害能影响半年后在天子脚下的考试？原来，按唐制，每年秋末十月是各州府申送本地举子进京的时间，因秋收受损，物力不迨，耽误了部分地方举子的行程。虽说下轮考试在次年春才开始，但举子们进京后有好长一套流程要走：觐见天子、拜谒先师、疏名列到、结款通保……还要留出攻书备考的时间。因此，朝廷提前半年发出停考的通知并不夸张。好在后来唐文宗体恤到了举子们的心情，“念彼求名之人，必怀觖望之志”，于是“宁违我令，以慰其心”，下诏恢复次年春闱，只是将考期推迟了一个月，好等待那些在路上耽搁了的国家未来栋梁们。
但并非每一届举子都能这样幸运，如果国家遭遇战乱兵祸，科考停摆的决定就是不可挽回的了。唐懿宗咸通九年（866），被史家称为“唐亡之祸基”的庞勋起义由西南一路席卷江淮，朝廷因为“久屯戎卒，连年飞輓，物力方虚，因诏权停贡举一年”，取消了咸通十年的考试。诏令发出之时，当年秋闱已毕，各地举子已经陆续启程抵京，走到半路听说来年春闱取消，只好悻悻返乡。
这次停考对举子们的士气打击不小。《太平广记》的“贡举”篇中，记载了一位卢姓士子的牢骚。他来自偏远州府，一路紧赶慢赶到了长安附近，却接到停考的诏令，无奈之下作了一首《东归诗》自嘲：“九重丹诏下尘埃，深琐文闱罢选才。桂树放教遮月长，杏园终待隔年开。自从玉帐论兵后，不许金门谏猎来。今日霸陵桥上过，关人应笑腊前回。”意思是说，离开家乡进京时，本期待春闱折桂，谁知考试因兵乱取消，只好在寒冬腊月就打道回府，家乡父老都要笑话我。
不过，即使是太平时节，科举延期的情况也常有发生。尤其是需要最高统治中枢亲自主持的殿试，经常要让位于国家军政、祭祀、丧葬等大事。在讲究“君为天下纲”的礼法社会中，国家大事通常等同于皇帝的个人行程，一些原因在今人看来啼笑皆非。
对此，明朝正德十五年（1520）的应届举子们深有体会。按照明中期的考规，二月会试完毕，三月殿试开考，但贪玩的正德皇帝从前一年夏天就开启了南巡之旅，如今正在扬州温柔乡中乐不思归，哪里顾得上京城里候旨的举子们？待到圣驾回銮，已是次年正月，伸长脖子盼望经年的考生们却只等来了更为戏剧性的消息——正德帝回京后不久即驾崩，国葬期间万事俱休，何况区区科举乎？于是，他们一直苦等到嘉靖帝即位后，才踏着五月的槐花走进了这届延迟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殿试考场。
还有一些临时性的事件会导致科考延期。比如，明朝洪武、建文年间，曾两次因为“日有食之”而推迟殿试半月——古人认为日食是不祥之兆。天顺七年（1464），则因考场失火焚毁，会试延迟了半年多，殿试则直接推到了次年。万历十七年（1589）的会试也发生了场地失火而延考的情况，那年的状元是后来的一代名儒焦竑，民间遂有“考场不失火，哪有状元焦”的说法。
祖宗家法，改期不易
突发的天灾人祸会干扰某一届科考的时间安排，但在一个制度周期内，统治者往往会根据实际情况主动更改试期，优化考试的节奏，以达成更高的取士效率。一朝百年之中，考期几变是常有的事。听上去并不难，改起来却挺麻烦。
在幅员辽阔的古代中国，交通问题是人们心中的老大难，也深刻影响着历代科举日期的迁移。每一朝的皇帝都曾为开科时间而头疼：在京城举行的两轮高级考试，需得等全国举子都到位后方能开始，但路途远近有别，如何确保大家行动一致？
最灵活的方法是各州县根据与京师的距离，酌情提前本地解试的时间。宋朝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宋会要辑考》记载：“祖宗诸旧法，诸路州军科场并限八月五日锁院，缘福建去京师地远，遂先期用七月，川、广尤远，遂用六月。”偏远地区比国家规定的八月先考完，提早申送举子抵京，用时间换空间。这倒是很人性化，但容易被钻空子。在户籍制度不甚完善的时代，有些心思狡猾的举子先在本地的提前场次考完，又赶去别州的稍晚场次冒顶他人再考一回，以期“多试之中，必有一得”，经常闹出官司。
于是，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朝廷开始使用另一种办法，统一全国解试时间为秋八月五日——这也是中国科举史上首次对地方一级考试的日期作出明确规定，杜绝了利用时间差作弊的现象，得到当时读书人的赞誉，如朱熹称之为“圣人做事”。既然秋闱日期统一，那么只能推迟次年春闱的时间，以照顾偏远地区的举子。省试日期从正月改到了二月，殿试则更晚，延至四月。
地理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人力的问题。明末文臣朱国祯所著《涌幢小品》中有“殿试改期”一条，云：“旧制殿试在三月初一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发引，改十五日。至今仍之。然初一日太促，毕竟十五日为妥。此虽人事，亦天意之相合也。”这说的是成化年间，因为太子丧葬，将原定三月一日的殿试推迟到了三月十五日，并且此后一直延续此一日期，是件顺应人心的举措。
为何如此言之呢？按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制度，春闱每科取士百人，会试为二月初九，殿试为三月初一，从开国初年的情况看，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可到了明中期，文风日盛，每科取士扩至三四百人，而来应考的举子多达三四千人，每人考三场，答卷又全是八股化的长篇大论，而考官却还是明初规定的一二十人。正如朱国祯所言“初一日太促，毕竟十五日为妥”，两轮考试间隔过近，很不利于人才的甄别选拔。于是，成化帝将殿试后推了半个月，为会试的阅卷留出更多时间，彻底改变了祖宗法制。
但其实，祖宗法制并不是那么好改的。同样是明代，万历年间曾有大臣提议推迟会试日期，却只遭到了同僚的嘲笑。提出改期的是一位乔姓御史，他担任监试时，发现有考生作弊，于是以“举子重裘以进，便于怀挟”为由，提出将寒天二月的会试改期至风和日暖的三月，这样考生们“用单夹衣，则宿弊可清”，没有夹带小抄的机会了。
这听起来有几分道理，却被榜眼出身的东阁大学士李廷机一言怼了回去：“如此，则四月十五殿试，傥日暖，如何操笔？又其甚者，不暴杀举子耶！”李阁老的意思是，你做事顾头不顾尾，会试从二月推到三月，殿试就得推到四五月，天热了怎么答卷，要是赶上大热之日，岂不是要晒死考生？于是“众哄然一笑而止”，提议也不了了之。
到了天启年间，又有大臣张凤翼著《会试移期议》一篇，旧事重提：“谓会试期，太祖定于二月，盖谓金陵南北之中，地在大江之南，得春为先……今建都北京，远三千里，宜移在三月。”从国都迁徙导致气温变化的角度，建议推迟会试日期，并一连列举了“誊录无呵冻之苦”“归家无闸河舟运之阻”等五大好处，但也未能得到响应。
直到清朝乾隆九年（1744），经御史范咸上奏，会试日期终于由二月改到三月，殿试也推迟至四月中旬。十多年后，探花登第的大学者赵翼将这一举措评为善政，因为“远方士子既免匆遽，而天暖无呵冻之苦，衣单无怀挟之弊”，其实和一百多年前明朝大臣们请改试期的理由相差无几。可见，群众呼声到底还是起作用的，只是实施上需要时间而已。（李楚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