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院秀琴
纸张问世以前，简牍是我国书籍的主要载体。
古人将文字写在削成长条形并磨光的竹片、木片上，用丝、麻等编制成册，称其为简。牍多为木质，与简不同之处是加宽好几倍，呈长方形，故又叫作“方”或“版”。牍多用来书写契约、医方、历谱、过所（通行证）、书信等。
简牍文献流行于先秦，两汉时期最盛，作为主要的文献形式在中国使用的时间长达千余年，直到东晋末年才被已发明四五百年的纸质文献所取代。
这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居延汉简。
居延，是匈奴语“天池”的译音，在汉代名为居延泽，魏晋时被称为西海，唐代起被称为居延海。这里是穿越巴丹吉林沙漠和大戈壁通往漠北的重要通道。
在华夏民族浩瀚灿烂的辉煌历史上，居延海、居延城一带，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河西走廊的必经之道，作为边防要塞，这里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汉代的匈奴，唐代的突厥、回鹘，宋代的西夏等民族，都曾在这块土地上扬鞭策马，南征北战，留下自己的辉煌篇章。
居延汉简，这些穿越两千年而来的木片，看似不起眼，但模糊的文字，却隐藏着大量信息。那隶意十足的斑斑墨迹中，记录下一个多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大一统时代。
作为汉之遗墨、国之瑰宝，居延汉简是长城边塞文化的重要历史见证，与殷墟甲骨文、敦煌遗书、故宫大库档案并称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
意义非凡的汉代文献
1930年，由中国、瑞典、德国、丹麦等国人员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发掘出土汉代简牍1.4万余枚，震惊世界。居延汉简从此成为考古界耀眼的名字，风云激荡、色彩斑斓的汉代西北边疆，也由此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
1972年至1976年，中国考古界又在居延地区进行了为期4年的集中考察，共发掘出土汉简2万余枚，其他文物2300余件。其中仅在甲渠候官一个面积不足6平方米的房舍遗址内，就发现近900枚木简，其中有约40余册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公文册。有的公文册编绳虽已朽断，但出土时仍保持册形。人们猜测这大概是甲渠候官的档案库。这些汉简被称为居延新简。
这是我国历来发现简牍最多的一次考古发掘，被誉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此后，内蒙古考古所在1999年、2000年、2002年3年间又在居延地区进行了发掘，获得汉简500余枚，其中王莽时期的册书颇为重要，现以额济纳汉简命名之。
“居延汉简内容非常丰富，它不仅记述了居延地区屯戍活动的兴衰，而且保存了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重要文献资料，最早是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最晚是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69年），时间跨度达270多年，堪称当时西北边疆军政生活的百科全书。”内蒙古博物院研究员丁勇告诉记者。
已发现的3万余枚居延汉简，大多是汉代边塞上的屯戍档案，如记载政策和重要事件的文书、官吏任命书、追捕罪犯的通缉令、边境备警的通知、烽燧制度及烽火信号的规定等，还有一些抄写的残简，如《算术书》《九九术》《卷颉篇》等，以及一些医简，反映了汉代的科技文化水平。有的简册可以弥补文献古籍略而不载或载而不详之不足，有的可以纠正史书上记载的错误，还有的可以为文献古籍上述而不明之处作诠释，成为《史记》《汉书》之外存世数量最大的汉代历史文献，为研究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哲学、民族以及日常生活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与文物价值。
西汉武帝时，国力强盛，试图解决北部边区安全问题，发动了对匈奴的一系列战争，大大削弱了匈奴的实力。经过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及漠北之战，匈奴主力退出河套及以西一带。河南之战及漠北之战后，西汉兵锋直指漠北匈奴单于庭，所控地域北界已经达到蒙古高原中部。汉朝在弱水黑河两岸建城池、筑长城、修塞障，戍边屯田。大湾城、地湾城、肩水金关等一座座要塞、烽燧紧密相连，成为河西四郡的重要屏障和桥头堡。
然而，不要说汉代在西北边疆如何驻军防卫，有多少烽燧、多少兵马，《史记》《汉书》没有告诉我们，甚至连“河西四郡”究竟是哪四郡，各是何时设立，都无从知晓。
而居延汉简，为我们描绘出一个司马迁、班固也未曾告诉过我们的汉代。
千年遗墨里的 时代风云
居延地区发现的《塞上烽火品约》
简网编绳照（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出自汉代西北边疆要塞驻军遗址，因而其主体多是西北边塞烽燧亭鄣的文书档案，大都是当年锁在文件柜、档案库里的军事秘密。
丁勇向记者介绍了1974年在居延甲渠候官遗址发现的一份《塞上烽火品约》简册。
这是一份写在17枚木简上的文件，是研究汉代烽燧制度和边塞防御系统的重要资料。这个册子是居延都尉辖下的甲渠、卅井、殄北三塞临敌报警、燔举烽火、进守呼应、请求驰援的联防条例。在边塞的不同部位、敌人人数、时间、意图、动向以及天气变化异常等各种情况下，各塞燧燔举烽火的类别、数量、方式、如何传递应和，发生失误又如何纠正等，条例都有详细规定。
从简文中我们知道，太初三年（前102年），汉武帝为有效防御匈奴的南下侵扰，派徐自为在阴山北部修筑新的长城及城障列亭，史称“外城”。汉外长城从五原塞以北数百里之地修起，曲折向西，与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居延泽一带修筑的长城相连。汉外长城筑成以后，汉武帝派兵驻守，在北边形成了郡守—都尉—候官—部—燧等一系列完整的边防军事建制。
汉长城建立起了墙体与亭燧、城障等相结合的较为完备的防御系统。在汉长城内外，凡适于瞭望的地方，都设置了烽燧作为警讯之用。烽燧原始形态一般为方锥体，现多呈圆锥体或覆钵状，最高达10米以上，有的在底部或附近有戍卒居住的“障”或“坞”。城障是长城城墙的主要依托，又是军事指挥枢纽、行政管理治所、官府手工业及屯垦农业基地，一般选择在沿边要害及东西适中之地修筑。城障多以夯筑土墙围就，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边长在数十米至百米不等。
汉代边塞候望系统的职能是明烽火、谨候望、备盗贼，以确保沿边的安全和军情的传递。戍守者平时居高远望候视敌情。白天举旗燃草升烟叫“烽”或者“烽烟”；夜间点燃柴草升火叫“燧”或者“燧火”。只要有一处烽燧烟火升腾，相邻烽燧便以同样方式点放，彼此呼应，讯息在短时间内便可传至千里。
共有36枚的《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因为记录了一件两千年前的经济纠纷案件，成为居延汉简最知名的简册。
根据简上的内容，我们试着将其还原成一个故事：
寇恩，这起官告民经济诉讼往事中的被告，一介中原河南流民，拖家带口，沿弱水遁入居延。粟君，官告民经济诉讼案中的原告，甲渠候官，在权利的刀刃上行走多年。
建武三年（公元34年），甲渠候官粟君向居延县起诉该县居民寇恩欠债不还。二人因雇佣关系中账目不清、口头约定没有履行等互相扯皮。这起诉讼案经过都乡、居延县的审理后，结论是寇恩不欠粟君的债，并如实上报给甲渠候官，而甲渠候官将简册通通存档，并标其卷为“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
这则案件完整反映了东汉初年从诉讼到审讯再到结案的整个司法程序。粟君虽为甲渠候官，但他并没有倚仗权势上门逼债，而是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问题。这说明当时法律及司法制度已较为完备。同时，此案件的民事主体双方居于平等位置，草民寇恩敢于和甲渠候粟君这样的官吏打官司，居延县也让当事人根据对方的起诉或答辩提供各自的证词，由此可以看出，早在东汉时期中国已经有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
互鉴融通的实物见证
居延遗址出土简牍
汉风西传，居延汉简记录下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互鉴融通。
从汉代开始直至唐代，中原与西域的交通主干线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即从长安出发经兰州进入河西走廊，经敦煌出玉门关通往西域诸国。
事实上，还有一条居延古道，作为汉唐“塞上草原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碰撞交流中，也曾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丁勇告诉记者，居延古道以经甘肃省高台县和金塔县通向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海地带为中心，东面通往河套地区，为“东路”；南面沿弱水流域通到甘肃河西走廊，为“南路”，南北线路总长有上千里，是古代华夏通往漠北的一条重要通道，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就曾沿着这条古道一路向西。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曾经的居延古道，如今已成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伸向西部边疆的又一条重要通道，它把内蒙古与祖国内地紧紧相连，成为推动各民族团结进步和共同繁荣的桥梁，它向全世界敞开中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宽广文化胸怀，将历史的温度、文化的温度、情感的温度、心灵的温度传递到世界各地。
回望历史，一个时代浓缩于一个边疆要塞，一个边疆要塞浓缩于一枚木简。
3万枚木简，就是一部汉代西北边疆生活的百科全书，为我们描绘了3万个从前，如同复活了汉代的3万个细胞，继而复活了一个时代的生命气息。
那时的小吏与平民，仍存于尺牍，可以阅读，可以理解，可以想象，可以在尺牍之间，看到那些被汉代大风起兮吹拂过的生命与时光。
（图片由内蒙古博物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