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建国
黄河“几”字弯的右上角，是呼和浩特市的托克托县，县境内黄河岸边的河口村是黄河上游与中游的分界点，黄河从这里结束了它北上的征程，转而由北向南冲入黄土高原。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是黄河文明的发祥地。
诞生在托克托县双河镇海生不浪村黄河北岸台地上的海生不浪文化，是典型的黄河沿岸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与其同类型的文化遗址还有清水河白泥窑子遗址，以及包头的阿善遗址，它们都被发现在紧邻黄河岸边的台地上。
黄河河道的摇摆和水量的变化，不断改变着这一地区的面貌，历史的兴衰在这里反复上演，但文明却从未间断。水量和河道影响了这里的自然生态条件，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会选择不同的居住地，虽然都在河边，但位置却各有不同，从而留下了众多历史遗存，例如云中郡、蒲滩拐古城、十二连城遗址、巨河滩古城、河滨县古城、东胜卫古城等等。
云中郡城池始建于战国，赵国武灵王当时在此设置了云中郡。云中郡是战国诸侯国赵国强盛时期的产物。赵国经过发展生产、强兵富国以后，将控制区向北推进到今阴山一带，并在阴山一线修筑了长城，同时在水源充足、气候宜人的大黑河平原地带设置了云中郡，进行有效管辖。这是呼和浩特地区最早有行政建置的开始，从城市发展历史来说，是最早的城镇。
辽金时期的河滨县古城，顾名思义就是地处黄河之滨，位于今托克托县河口村附近。河滨县古城与明代的东胜卫城都修筑在黄河东侧的平地之上。东胜卫作为明朝的重要屯兵地点，其据守的大黑河河口是重要的军用物资集散地和重要的黄河渡口、运输线。
明长城修筑后，东胜卫废弃。明隆庆五年（1571），土默特部阿勒坦汗接受“顺义王”的封号，双方达成“隆庆议和”开启了通商和友好往来的历史。明朝沿长城一线开设互市场所，这些互市场所大都被控制在山西商贾手中。随着草原商路“万里茶道”的打通，广阔北部边疆地区一下子成为晋商贸易的巨大市场，山西商人越过长城，开始在广阔的草原上开辟自己的财富之路。
商路的发达，促进了内蒙古地区草原城镇的发展。归（归绥）、丰（丰镇）、萨（萨拉齐）、托（托克托）各县纷纷开辟商场。托克托凭借其良好的黄河水运码头的地位，成为万里茶道上最先崛起的城镇之一，时人称“先有河口镇，后有托县城”。
河口在中国黄河水运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河口为中心的商户经营范围北至喀尔喀蒙古、俄罗斯地区，南达晋陕地区，东连察哈尔、京津地区，西接河套、宁夏、甘肃、新疆地区，所涉及的地域范围可谓广阔。河口的繁荣促成了从河口也就是呼和浩特到北京的一条新的商道的形成，这就是老一辈呼和浩特人经常说的大京路。根据史料记载，那时候光是在河口经营河渡的船舶就有200多只，河路船工有1000多人。商号90多家，号伙达2800多人。
商业的繁荣，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带动了文化的交往与交融。特别是“走西口”，不仅是人口的大迁徙，也是文化上的大融通。
今天的呼和浩特、包头地区，晋陕文化影响深刻，建筑上包括一些寺院都深受晋陕文化的影响，一些传统民间房屋仍然坚守着晋陕文化的传统风格。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存在“二人台”“漫瀚调”等民间戏剧，也是文化交融的典型例证。
饮食上莜面、炸糕、腌菜等典型的山西饮食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已经成为特色食品。饸饹面、焙子等面食既是山西面食的传统，也是草原商路上的特色，方便快捷，特别是焙子能长期存放，成为远行客商的干粮。烧麦、羊杂这些正是多民族饮食习俗与地方物产相结合的典型，成为文化交融的例证，而这一切都与黄河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