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乌克兰危机持续演进以及西方与俄罗斯关系降至冰点，欧洲各国面临的能源价格高企不下、通货膨胀持续走高等压力不断加剧，不少欧洲企业被迫对业务结构进行调整。在此过程中，欧洲企业间出现一股“新潮流”，即向生产成本更低的美国转移。面对这场发生在欧洲大陆的危机，美国一方面以军事和经济援助、联合制裁等方式向乌克兰和欧洲表达“支持”；另一方面也试图“转欧洲之危为美国之机”，从中攫取利益。就在欧洲面临关键产业流失和经济衰退的严重挑战时，美国却暗暗举起“割欧洲韭菜”的镰刀，推动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天平进一步向有利于美国的一侧倾斜。
从这点看，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是通过关税施压等方式直接制造跨大西洋“危机”以渔利，而拜登政府则是激化并利用已有危机以更隐蔽的手法“挖墙脚”。二者对欧洲利益的损害并无本质不同。
对于美国在欧洲遭遇困境时趁机渔利，欧洲政界和舆论都已表现出警惕和批评。但眼下的现实是，迫于持续高涨的生产成本及通货膨胀，大量欧洲生产商与投资方正加速流向美国。今年2月以来，美欧对俄罗斯发起多轮“前所未有”的制裁，结果不仅对俄打压效果没有达到预期，反而导致欧洲乃至全球的经济混乱。在此背景下，欧洲民众生产生活所依赖的经济基础遭受严重冲击，产业链各个环节遭到不同程度损害。尤其是钢铁、玻璃、锌、铝、纸、化肥等资源密集型制造厂商，在能源价格飙升的影响下面临减产甚至停产困境，部分企业不得不转向美国扩大业务。欧洲汽车、建筑行业面临原材料价格抬高及紧缺问题。比如汽车车窗、挡风玻璃等所需部件出现严重短缺，大众汽车公司等企业正寻求欧洲之外的新供应商。即使是制造业强国德国，汽车与机械出口利润也已难敌高昂成本，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大幅上涨，全球竞争力出现下滑。
作为跨大西洋盟友的美国，则利用此时此刻欧洲缺乏安全感的心理，加强对各类议题的安全化、地缘政治化描述，以进一步强化欧洲对与美国合作的依赖，让欧洲企业认为选择美国才是最安全可靠的。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美国在芯片制造、网络空间、“印太”事务、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不断渲染所谓“中俄绑定”“不能再像在能源领域过度依赖俄罗斯那样依赖中国”等叙事，竭力向欧洲兜售和强化所谓与俄罗斯、中国合作存在安全风险的思维，希望引导欧洲的经济活动更大程度地以美国为中心，进一步圈定欧洲的“活动范围”。美国还在各种多边场合不断“示好”和拉拢欧洲，以加强跨大西洋同盟团结为由，煽动欧洲各国在诸多议题上加入美方阵营，尤其是要求欧洲配合美国和北约向“印太”地区拓展影响力。
这种泛安全化、阵营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鼓噪，让欧洲一时间无法专心处理眼前危机，无法平衡自身事务与美国需求，阻滞了欧洲谋求“战略自主”的步伐。而从后果上讲，这种趋势只会有利于形塑和固化欧洲对美国的单方向且不对称的依赖，导致欧洲经济形势和政治处境变得更为严峻。
产业方面，欧洲如上所述的诸多行业生产陷入艰难处境，原本稳固的工业生产结构正面临系统性变革的挑战，如果更多制造企业外迁至美国，欧洲极有可能走向“去工业化”，一步步丧失经济活力与全球竞争力。投资方面，欧洲企业获得新融资的难度不断上升，美联储连续加息使投资者增加对美下注，美国新推出的“通胀削减法案”也在吸引欧洲资本更多地向美国化学品、电池、清洁能源等行业转移。
归根结底，美国并不会因为一场乌克兰危机而放松对欧洲的控制，反而将危机视为加强对欧洲盟友掌控力的机遇，这在本质上符合美国拉拢欧洲参与“大国竞争”的需求，以此将欧洲锁定在美国的战略轨道上。然而，这种服务于美国自身经济复苏和全球野心的路径，对当前的欧洲无异于落井下石。
从美欧同盟关系的角度观察，美国这种“割韭菜”的惯性和冲动，无疑会给跨大西洋关系的前景埋下隐忧。短期看，欧洲各国或许为了尽快结束危机、度过能源困境、克服通胀压力等不得不跟随美国步伐。即便如此，美国对欧洲的支持仍然十分有限，对乌对欧支援都不会无止境，石油和天然气供应、新能源开发以及能源限价等方面的承诺与协调，也无法在短期内实现。 长期看，欧洲心里清楚任何选择都有成本和代价，美国“伸出援手”的举措对欧洲经济活力、政治自主都将产生负面影响。欧洲也无法忽视与美国在“大国竞争”、涉俄涉华关切、数字主权等问题上的利益分歧，欧洲谋求战略自主的脚步虽被打乱，但方向并未因俄乌危机而改变。随着欧洲内部困境加剧以及对美国的抱怨和失望加速累积，向美国猛烈倾斜的跨大西洋关系天平很可能出现一定程度回调，而这也是拜登政府继续选择利用欧洲盟友必须付出的代价。（作者分别是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者、美欧研究项目青年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