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里，狂人问路人：“从来如此，便对么?”这是惊天一问，不是狂人，问不出来。有很多东西，因为“从来如此”，根本就没有想到问过。比如粮票，因为从我记事时开始，就是有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以为，从古到今，不论中外，都有粮票一说，不知道那是物质匮乏的产物。有道是习惯成自然，等到粮票废弃不用了，我还觉得哪儿有点不对。
在我上大学以前，但凡买与粮食沾边的东西，都要粮票，光有钞票，恐怕就得饿死。没粮票下馆子是不成的，要买一些加工过又非即食的食物，像饼干蛋糕之类，没粮票也不行。我到现在还记得，称一斤“蜜三刀”，收四两粮票。既是一斤，为何收四两呢?想来做得一斤，用面粉四两——这是我猜的。
全国粮票可以走遍中国，地方粮票则只在某个地区管用，江苏粮票到了上海就无效。各个地方粮票的单位还不一样，比如江苏粮票，最小的单位是一两，上海则还有五钱、二两五的粮票。我头一次去上海有这发现，回来还曾举为上海人“小气”的证据。由全国、地方之分，衍生出一系列的比喻，比如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就分别被比为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按粮油证领来的似乎都是地方粮票，我父亲算部队的人，部队里发的则是全国粮票。
只要同一身份，粮食定量又是不论性别都一样，于是政策上的平等造出实际上的不平等——男生一般不够用，女生一般用不掉。这方面并无什么宏观调控之举，只能是私下互通有无。有一男生便以目测饭量特小的女生为对象，实行赎买政策，被选中的女生有意外之喜，因额外来了零花钱……
事实上，我小时候，粮油管制已渐渐开始松动，有些地方，买食物多出两分钱，就可免一两粮票，好多人粮票都有富余了。于是，就有农民拿农产品进城换粮票。下午，在学校宿舍区，农民弄一筐鸡蛋挨着宿舍问有无粮票换是当时校园一景。可换的东西后来越来越多，钢精锅、塑料盆、脸盆架、毛巾等等。通常是在路边摆一地摊，并非路过的人也会专程跑来换东西。照这情形，粮票俨然已是有价证券。
有一次，我在离家不远处碰上这样的摊子，看到一个小书架，便想买下。摊主索价二百多斤粮票。我是路过，身上哪里有这么多粮票?便问可否用现金买，摊主不干，一定要用粮票换，我只好骑车飞奔回家去取。
“飞奔”很有必要，盖因其时还有一教师模样的中年人在和摊主讲价，而书架只有一个。待我取了粮票回来，那中年人的讲价还在继续，不过价码显然已上升了，小贩仍不松口。小贩见我手上是全国粮票，立刻宣布东西归我了，其实那中年人出的价还高些。我以为小贩嫌那人啰嗦，庆幸自己占了便宜。取了书架走了一段路了，我的竞争对手还从后面跟上来说：“你亏了!你那是全国粮票!应该多算好几十斤哩!”
记得有一阵，风传粮票要取消了，搁在手上，过期作废，不换白不换，粮票换东西的小摊子似乎越发轰轰烈烈起来。我纳闷的是，马上就要变废纸，小贩们把粮票拿回去还有何用?过一段时间，没什么动静，我家的老保姆很肯定地说，没粮票还得了?那不跟解放前一样了?
但是老保姆的经验这次没管用。忽一日，悄无声息地，粮票当真取消了。我有段时间不大适应，用粮票用惯了，在外面吃饭，不用粮票，就觉心里没数——我怎么知道我吃了几两?甭管饱还是不饱，就是不踏实。潜意识里大概还认定，用粮票买来的，才是粮食。（余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