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暑假，我回生产队参加劳动。队长看我干不了农活，派我到公社水利建设工地——前营河湾打大井。
前营村坐落在马头山东麓，村前是一条由西向东流淌的小河。大井就在村东面二里多的北河槽上。指挥部设在大井北边的土台上，椽檀搭架，绿色帆布盖顶。上面插满红旗，台口上方两角安装着高音喇叭，整日不停地播报着打井工程的进展情况。台口顶端红布插檐上写着11个金黄色大字——“后营公社水利建设指挥部”。台上一字排开摆着三张办公桌，麦克风放在中间。平时，里面坐着公社广播站的播音员，她那甜嫩的声音不时从喇叭里传出，响彻整个工地。指挥部下方是井址，长100米，宽10米，两边每隔10米远，开出一条通道，供运料人车上下。
这次队里派我等五人去，是参加打大井决战的。开春时公社召开了三级干部（生产队、大队、公社）农业学大寨会议，根据上级精神，规划了全公社农田基本建设蓝图。拟用二到三年时间，在前营村东打一眼十亩大井，同时把欢子旺村台梁以北一带，后滩、后营、双山、芦草沟村中间宽阔滩地建成稳产高产田，打造塞外小平原。并且林带、水渠、公路配套。经县水利局技术员勘测，大井打到预定深度，截断地下潜流。井里水蓄到设定高度，可自流到滩里，浇灌万亩良田。当时，后营公社党委书记是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张培合，他三十五六岁，敢做敢当，很有魄力。他认定这是一项造福子孙后代的工程，说服了不同意见的干部、征得县委同意和支持，拍板定案。投入全公社人力物力，展开这一宏大工程。全公社42个生产队派出精兵强将，在前营、欢子旺村安营扎寨，早出晚归奋战在打大井的工地上。
我们后续人员到达后，立即召开了战前动愿大会。指挥部前42个小队一字排开，队前红旗迎风招展，旗上大字“青年突击队”“硬骨头小分队”“掘进尖刀队”……闪闪发光。主席台桌子后面坐了五位公社党委成员。张培合站起来，向全场人行了一个标准军礼后，拿起麦克风做动员讲话：“同志们，十亩大井建设到了关键时刻，据技术员测量，再挖一米深就达到设计标准。可现在井坑里出水多，4台抽水机昼夜吼叫也抽不净。希望大家拿出大寨人大战狼窝掌的干劲，发扬铁人王进喜的精神，不怕苦，不怕累，连续作战，打成大井，造福子孙后代！后营公社八万人民看着我们呢！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授旗！”大队干部们精神饱满，健步上台接旗，敬礼，高举拳头表决心。台下台上喊声震天：“奋战一个月，打成十亩井！”
我们大队主任闫白子接过一面写着“铁人战斗队”的大旗，带领全大队打井队员走到工作面，把大旗插到井边，大声吼道：“小伙子们，我在台上说的话都记着吧？跟我上！”一个大队四个小队二百多人从行道奔到井底，挥镐动锹大干起来。我和李景瑞抬筐运土，一根柳木棍抬起二百多斤重的土筐，从十多米深的坑里沿着开挖的行道往上抬。前几次还行，越抬越觉得土筐重，压得几乎站不稳身。那时，李景瑞四十五六岁，是二连浩特市的干部，因犯了错误，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来村里已七八年。他看我抬筐吃力，就把筐子向他那边拉去，我顿感肩上的负重轻了许多。我心生感激之情，打起精神咬牙坚持。
整个大井里人头攒动，人们干得热火朝天。大队与大队之间展开劳动竞赛，比干劲、赛进度。指挥部专门设了流动红、黑旗，进度快的队插上红旗，进度差的插上黑旗。劳动的人们谁也不喜欢黑旗，使出浑身力量在井底拼命。同时相邻的三个大队相互拉歌，口号震天，歌声不绝。高音喇叭播报完工地消息后，又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我被这声势激励着，一股力量从脚跟腾腾升起，浑身来劲，和李景瑞抬着土筐穿梭于上上下下的运土队伍中。中午时分，食堂送来饭。每人一个六两重的玉米面窝头外加一碗小米稀粥。大家三下五除二吃了饭，爱热的躺在沙地，喜凉的睡到树荫下沟湾里午休。我和李景瑞在一处沙地坐下，他掏出大烟斗抽了几口，说：“抬筐可是一项重体力活，一定要当心，千万别闪了腰。”他还说小时候在煤矿干活，到潮湿阴冷的井下铲煤，生了痔疮，到现在一疼起来难以忍受。他侃侃而谈，和我说生活，谈古今。短短的午休结束后，我们又下到井里。两个人边抬土边聊，越说越投机，不觉太阳落山。肩膀上压起血包也不知觉，是李景瑞看到我上衣肩头处渗出血渍大声呼叫时，我才隐隐觉得有些疼痛。
晚上回到住地欢子旺村，在伙房吃罢晚饭，随李景瑞来到住宿的地方。一间平房，地上铺了厚厚的莜麦秸，墙边放着二十多个行李卷。李景瑞挨墙角打铺，他移开褥子，露出一处空隙，把我的行李铺开。然后点起煤油灯，从褥子下面掏出两本书，递与我一本，说：“读点做学问的书吧！以后会有用处的。”我接过来，是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打开书，竖行繁体字，我连这一“拦路虎”都对付不了，更别说弄清书中的内容了。李景瑞口含大烟斗，就着小油灯，专心读着一本厚厚的页面发黄的旧书。我问他读什么书，他说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时，其他人也陆续回来，有三四个围在一起打扑克的，两人顶头下象棋的，大多数人躺下拉闲话唱小曲。喧哗一时后，鼾声四起，一个个进入梦乡。李景瑞抬手拨拨灯花，看我捧着书犯傻，忙问：“怎么不读？”我一时无语，其实心里正翻江倒海：自己虽然高中毕业，可上学那几年不是批林批孔，就是下生产队学农，上课也学不到真正的知识。语文学的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语文老师想教点鲁迅作品，可没有教材，在黑板上整整抄了半个学期《狂人日记》。数学课学的是丈量土地、计算土石方、珠算等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内容。腹中空空，怎能读懂那么深奥的理论书籍。李景瑞见我面有难色，笑了，然后给我从头讲起，每晚讲一个知识点。从那时起，我懂得了认识的三个飞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内因外因、剩余价值、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等知识。每天，我们俩一同劳动，一同吃住，在一盏煤油灯下读书。满屋脚汗味鼾声也不在乎，稳坐昏暗的小油灯下，游历于知识的海洋。我们俩相处融洽，成了忘年交。
一个假期过去，大井四壁的石头已砌出水面。大会战达到预期目的，我也该回学校教书了。李景瑞把我送到欢子旺村外，我们俩登上台梁，他向西望望前营方向，又转过身朝北指指一望无际的万亩滩，充满希望地对我说：“前营十亩大井打成了，水量充足。井水顺着大渠流入万亩滩，那平展展的一片将是米粮川。到时候林路渠配套、车马路上行、林带隔风沙、清水渠中流、田里五谷香、跨坡地桃红柳绿。那咱们这里就是蒙古高原上的小江南，咱们公社的老百姓可有好日子过了。”他的话深深打动了我：一个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的人竟然有如此胸怀，他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远大政治抱负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志士仁人吧！我紧紧握住他那满是老茧的手，泪水夺眶而出。
时至今日，打大井那些日子经历的事情历历在目。李景瑞在人生的低谷不气馁，积极投身于火热的劳动中、用心学习政治理论，关心青年人成长，心中装着百姓，让我心生敬意。他是我一生的良师益友。
文/宋福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