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英语老师刘伶利患癌症被开除，最终含恨去世。在持续的舆论压力下，8月22日，院方决定恢复刘伶利劳动关系，补偿工资及抚恤金；该学院人事处处长江雪芸被停职检查。
看上去，舆论和道义又一次胜利了。然而，因劳动合同解除而停交医保，刘伶利不能报销医疗费用所造成的损失还没有深究。其实，事件背后，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依据法律，用人单位需要一直养着身患重病的职工吗？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条规定：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就是说，只要不是因工负伤，所罹患的疾病超过规定的“医疗期”（一般最少为三个月，最长为两年）之后，仍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被安排的其他工作，那么单位就可以与之解除劳动关系。
那么，超出最长2年“医疗期”的重病职工，该怎么办？这时，很多人希望政府来兜底。但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337万癌症病人，以每个病人医疗费用30万元计，总共约1万亿元。而2016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预算安排1.23万亿元——也就是说，全国财政在医疗卫生方面的预算投入，仅能承担当年新增癌症病人的医疗费用。
既然个人、家庭、用人单位和国家都难以承担重大疾病的医疗费用，那通过医疗保险来分散财务风险，被证明是有效选择。一个社会中，不同人群对医疗资源的需求，呈现极度不平衡状态。美国的统计数据显示，全部人口中，70%的健康人群仅需要10%的医疗资源，20%的常见病多发病人群仅需20%的医疗资源，而10%的重病大病人群则需要70%的医疗资源。这种极度不平衡的医疗财务风险，必须通过风险分担的制度安排才能解决。也就是说，要通过制度设计，使最大限度的多数人口，最好是全部人口，共同分担10%重病大病人群的医疗费用。
可能有人会说，这不公平。凭什么要90%不患重大病的人口，去分担10%重大病人口的医疗费用？其实这10%的重大疾病人口不是固定的、静态的。这个群体是随机的、动态的，谁都可能成为这10%的一员，任何一个阶层、任何一种身份的人，都无法杜绝患重大疾病的可能性。作为一种社会风险分担的制度安排，100%的人口分担10%的人口的财务风险，其实是公平的。
不过，医疗保险的风险分担机制，固然可以让个人和家庭免于灭顶之灾，但“羊毛出在羊身上”，整体社会的财务负担并没有减轻。如果重病大病高发，昂贵的医疗开支最终会让社会难承其重，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力。所以根本的解决之道，是要变“重治疗”为“重预防”，广泛深入干预国民生活方式，减少重病大病的发生率。
近年来，重病大病高发成为社会各界普通关注的问题。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癌症等重大疾病，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造成个人、家庭、财政和全社会沉重的经济压力。如果慢性病和重大疾病高发的势头得不到有效遏制，以医院为主体的疾病治疗供给体系，以财政投入、个人自费和医保为主体的医疗卫生筹资体系，最终都难以满足全社会迅猛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
“上医治未病”。慢性病、癌症等重大疾病治疗方法复杂、成本高昂、疗效并不显著。最好的治疗是预防。治疗体系应将重点放在“预防”上，通过广泛深入的生活方式干预，帮助国民从饮食、运动、社交、睡眠、精神等方面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从而减少重大疾病的发生机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