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书写中的作家声音

[摘要]在文学的世界中，没有人是真正的微末，不管是孔乙己、阿Q,还是涂自强、汪长尺、孟根生。蓄意消灭孔乙己们的是吃人的文化，鲁迅哀其不幸。

再说代言的可疑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针对作家梁晓声的“平民阶层代言人”身份说过一段话：“这个时代（商业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身于平民家庭，以关注平民的生活成名，而又耻于仍然列于平民阶层之中。”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来自平民的作家们地位增高以后，“那时他们自以为了不得，到阔人家里去宴会，钱也多了，房子东西都要好的，终于与平民远远的离开了。”

图源网络

当年梁晓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为平民阶层设想了一个家族“拯救者”，这个拯救者的队伍中自然包括身份特殊的作家。梁晓声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寒门贵子现象表现出温和的体谅。旧话重提，不是因为在今天平民阶层的自我拯救已然成为神话，而是许多作家在完成了对自己的拯救之后仍在写底层，而作品的视角、立场一望而知是住在“寂静的大洋房”里的“自以为了不得”。

“所有文学作品都在讲一个故事：‘人生是苦的’”，博尔赫斯这句话关乎写作的基本精神，但作品中如何反映人生之苦，却关乎作家的良知。李敬泽在评论罗伟章的底层写作时曾敏感地指出：“苦难美学的道德激情很可能因为激情过度而变成道德休克。”综观近几年的“苦难”写作，我想进一步补充，如果“苦难”变成某种集体消费的概念，那在其被概念化过程中丢失的就是文学作品中人所以成为一个有个性的人的力量和温度，这个人涵盖了紧密相关的三方：书写者，被写者，读者。

苦难化的单面人

我比较过方方的新写实代表作《风景》和201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的主人公，和七哥阴暗、刻毒、决意玩弄整个世界的个性不同，涂自强始终是乐观、坚强的单面人。他总在承受苦难，被逼到生活的墙角时也会想想“这世界与自己是哪里不对呢？”最后总将苦难的源头归于命运。将苦难标签化、命运化是最近几年底层写作的一个显著特点。

余华的《第七天》用戏剧化的方式将触目惊心的社会事件聚集到受难者的天堂——死无葬身之地。主人公杨飞是苦难的化身：他的妻子背叛、生意失败后自杀；父亲得癌症，看不起病离家出走；自己失业，遇到意外爆炸死亡……杨飞似乎走遍了底层这个群体的苦难之旅，作家让他始终保持同一抒情地哀悼的姿势，而没有让他直起身体活一回人。

杨云高《城边乡缘》同样塑造了一个涂自强式的走进城市的农村青年。叶矻荣为了在城市扎下根，勤奋、上进、务实，他不断提高自己的学历，学计算机、学金融，频繁跳槽，抓住可能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每一个机遇。在处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时，他很自然地做那个务实的人。叶矻荣从生活中学到的智慧是：“命运真是捉弄人。就像婚姻，该你的，你甩不掉；不属于你的，你求不得。这都是命中注定的，任何算计与折腾都是徒劳的。”

文学自然不必回答一个不断下坠的群体该如何得到现世拯救，但文学应该从这些饱经忧患的生命身上看到灵魂不甘下坠的挣扎。在回答个人为何成为时代的不幸者时，我时常想起拉莉萨对日瓦戈说的一段话：“整个生活都被打乱，遭到破坏，剩下的只是无用的、被剥得一丝不挂的赤裸裸的灵魂……现在我和你是这几千年来世界上所创造的无数伟大的事物中最后的两个灵魂。正是为了纪念这些已经消失的奇迹，我们才呼吸，相爱，哭泣，互相搀扶，互相依恋。”苦难是这奇异人生中一段非同寻常的旅程，在它的黑夜中爱与生的火焰得以更猛烈地燃烧；与生命的尊严有关的一切价值也因之焕发出耀眼的光泽。

单面人涂自强们表面看来是作家对底层生活的实录，实则是作家用滤光镜将底层生活纯净化、世俗化了。作家不自觉地用世俗的标准让这些单面人走在唯一“正确”的道路上：考大学、找稳定的工作、娶能干的妻子……作家想象中的所谓苦难，不过是生活偏离了这条让人生变得简单、轻易的“正道”；为了坚守这条“正道”，涂自强们不惜丧失做人的尊严。

活人的尊严

鲁迅让孔乙己用双手爬到咸亨，从一个体面的读书人坠落为一个动物化的躯壳，专家学者们以为这是最可悲的。我以为孔乙己最大的悲哀在于至死不肯放弃做人的最后一点骄傲和体面。当掌柜的取笑孔乙己：“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时，孔乙己替自己辩护：“跌断，跌，跌……”虽然他只能低声抵挡，但这声音既传达出一个落难灵魂的巨大煎熬，也是作者对一个不幸生命发出深深的怜悯。

东西2015年长篇《篡改的命》中写了同样一个用手行走的人物：汪槐。儿子汪长尺考大学成绩高出录取线二十分，却没有被录取。为了给儿子汪长尺争取一个指标，汪槐静坐抗议无果后，以跳楼威胁，意外坠楼摔瘫了。汪槐认定，汪长尺在农村一辈子就只能跟自己一样，当个被人欺负的农民。为了实现成为城里人的伟大梦想，汪家人承受了各种苦难：汪长尺进城当泥水工，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摔坏了生殖器；妻子贺小文怀着身孕当洗脚妹，后又成了妓女；汪槐为了支撑儿子一家在城里的生活，先捡垃圾，后来干脆利用残疾当了乞丐。汪长尺找到小学校门口乞讨的父亲，看到他“像一条死狗蜷缩于地面”；汪槐却有比失去尊严更重要的理由：“我能忍受自己的窝囊，却不能接受孩子没有尊严。” 汪长尺也以同样的逻辑把儿子大志塞给了心中的仇人林家柏，得意于帮儿子改名换姓，过上了富人生活。

汪槐和汪长尺都用盲流手段来改变家族的命运。在涂自强、汪长尺们走向城市的过程中，底层人走向城市的目的被“成为城里人”这个具体目标悄悄置换了。

鲁迅《故乡》结尾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天下的路都是人走出来的，怀抱理想的探路者才是时代真正的英雄。《故乡》回乡-离乡的书写模式中，暗含着对乡村愚昧、落后的批判，而这种思想启蒙的曙光来自于城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孙少平就是这样走出乡村的英雄，他们有才华、有头脑、有信念，敢于跟乡村的愚昧战斗、跟城市蔑视他们的人群战斗，在城市的天空下留下了强大的身影。

而“成为城里人”这一目标却变得非常实际。为了在城市站住脚，涂自强、汪长尺们一头扎入某个谋生的机会，只要能捧稳饭碗，对一切不公、耻辱都可以甘之如饴。涂自强们是城市生活战战兢兢的乞讨者，他们没有力量真正开拓出一块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对物质生活的日渐依赖使他们的精神也变得日趋衰弱。

没有人是真正的微末

2015年我读到的最有血性的底层人物是路内《慈悲》中的孟根生。在阶级斗争时代，只有根生敢放肆言语，敢对领导吐痰，敢搞作风问题。被人抓了小辫子后，打死也不认罪。这样一个“死硬派”，改革开放后却因生意失败把自己吊死在仓库里。这种命运的急剧反转令我困惑不已：十年牢狱之灾带给一个人的究竟该是什么？是如根生自己说的：“坐过牢的人，什么都无所谓。我是无所谓加无所谓。”可他却为了一千块钱自杀了。难道监狱真能磨灭一个人的血性，让他变得脆弱、无能，直至追悔当年的离经背道、特立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