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历时2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在所经过的苗、瑶、侗、布依、壮、土家、彝、藏、回、白等少数民族地区，严格执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因而打破了长期以来统治阶级造成的民族隔阂，增进了民族团结，推动了这些地区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使少数民族人民从此走上了崭新的旅程，并对长征的胜利产生积极影响。
有关民族工作的政策、条令和指示
长征期间，党把民族工作放在了首要地位，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民族工作的政策、条令和指示。1934年11月，总政治部发布《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号召全军“在一切工作中，必须不疲倦地做好民族工作”。后又给各军团政委、政治部下达《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地关系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意义，因此各军团政治部，必须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党中央在与红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合后，又强调：“红军今后在中国西北部活动，也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因此，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前途有决定的意义”。此外，1935年11月李富春在贵州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1935年5月朱德在凉山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1936年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表的《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和《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以及红四方面军的《告川西北藏彝民族书》《回民斗争纲领》等等，也都强调了对少数民族政策的重要性。
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措施
设置专门的民族工作机构。为了做好民族工作，红军各部都成立了专门的民族工作机构。如，红四方面军在西渡嘉陵江以后，特别在部队的军、师政治部内增设了少数民族委员会，由政治部主任、组织科长、党委书记和地方工作人员共同组成，并吸收当地先进的羌、回民族民众参加。又规定了民族委员会（组）的任务：调查研究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土地关系、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及他们的疾苦和要求，为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打好基础。
争取少数民族和宗教上层人士。在旧中国，各少数民族内部都有一些公众领袖，如原始氏族末期的头人、奴隶主、封建贵族、土司、牧主、活佛、阿訇、祭司等，他们在群众心目中还有极大的权威和威信。红军所到之处，大力宣传党的民族统战政策。例如，宣传“少数民族的上层阶级在反对民族压迫方面，还有革命的作用，应当同他们建立亲密的关系，同他们订立政权与军事联盟，通过他们去接近广大人民群众，不要过早地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对回民上层分子应采取宽大政策，红军一般遵守不打回民土豪的口号。红军的统战政策争取了少数民族和宗教上层人士，确保了红军的顺利行军和开展群众工作。
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宗教文化和活动场所。红军经过藏、回、蒙等少数民族区域时，明确申明：“番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根据信仰自由的原则，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在长征途中，红军为保护寺庙，曾发布过很多告示。如红军在进入炉霍藏区时，发出布告“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灭蒋，应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扰，违反者严办，切切此布”。
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红军各部队在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前后，派人调查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并命令全体指战员严格执行。红军还十分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例如，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指出：要“尊重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举办回民的报纸，提高回民政治文化的水平”。红军还提倡汉族学习各兄弟民族的语言文字，以此增进各民族的友好交往。
党在长征时期的民族政策是十分成功的，它所带来的良好效果确保了红军长征的胜利。可以说，长征的胜利，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成功经验，为以后建立平等、团结、互利的新型民族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山东师范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