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文明是在不同的时空中多个源头汇聚起的长河。我们今天的社会愈是向前发展，人们不仅愈是关心自己向何处走去，更加要关怀着自己从何处走来。在当代人的这种共同的关怀中，国内外人类学者和考古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于一个从蒙古高原向滨海、平原过渡的丘陵山地，这个地方就叫赤峰，考古界泛称之为西辽河上游地带。
赤者红也，峰者山也。赤峰是以城东北有一座赭红色的石山而得名。这里说万岁赤峰，并非是溢美之辞，这片土地上实实在在布满了赤峰先民近万年走过的足迹。
距今一万到五千年，西辽河上游正处在蒙古高原向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过渡的山地上，相对较高的海拔位置既不受海进期的洪水侵蚀，亦不受大漠苦寒的威胁，生存的压力相对很小。数不清的动植物为人们提供了方便的衣食之源。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在这里寻找到了自己的摇篮。在现代人看来那时先民的生活可能十分浪漫，其实他们的生活环境是十分严酷的，他们随时都会受到洪水、野兽的侵袭，疾病和战争时时威胁着他们。正是在这种生存的抗争中，文明的曙光带着玫瑰色的朝霞在这里缓缓升起。先民们自此高扬起传承薪火而又生生不息的长旗。这里是中华文明百川归海的重要源头之一。
当我走进八千年前的兴隆洼的先民村的时候，被那秩序井然、布局严整的村落结构所震撼。环村的界壕足以抵御敌人的偷袭和野兽的侵扰，秩序严整的房址如同当代人的村镇规划。村落中央的大型房址，足以容纳百人集会议事。没有一定的集约程度的耕作、采集和渔猎业，是难以维系这样大规模村落的生存与繁衍的。经过磨光处理的石器、镶嵌精美的骨器和人面像，足以证明他们已经跨进了新石器的大门。还有那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玉耳环，不知曾挂在哪位远古美人的鬓边。这个村落是氏族社会向部族转化的重要转折点，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已经基本完成。兴隆洼人走进这个远古的村落，又不知又经历了多么漫长的岁月。
从兴隆洼到赵宝沟，人们在陶器上的作画已经到了令抽象画大师们瞠目结舌的地步。飞扬灵动的神鹿、遨游太极的神鸟、多维的构图、流畅纯熟的笔法，使人难以想象这是七千年前的艺术杰作。在对赵宝沟文化的认识还漫漶不清的时候，又传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高度神似的陶凤造型又惊现在赤峰的大地上。凤鸟造型的出现，使人们对这一地区的认识又有了全新的进展。这一时期的陶器极为繁富，加工和制作工艺也趋于成熟。
从20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在红山后发掘，到七十年代三星塔拉大玉龙的发现，红山文化并没有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随着辽河流域红山文化考古获得重大突破，专家们在辽西山区发现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东山嘴大型石砌祭坛遗址，随后又在与其相距50公里的牛河梁村发现一座女神庙、数十处积石大冢群以及一座面积约4万平方米类似城堡或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出土了包括红山女神头像、陶质塑像、彩陶、玉雕龙等大批精美绝伦、举世罕见的文物。2000年后在敖汉旗草帽山遗址发掘中又发现了带冠的人头像、骨笛和圆孔方壁。经碳十四测定和树轮校正，确定这些遗址距今已有5500年。
考古专家们研究时发现，东山嘴、牛河梁、草帽山等处的红山文化遗址坛、庙、冢布局类似北京的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祭坛遗址内有象征“天圆地方”的圆形和方形祭坛，建筑布局按南北轴线分布，而且注重对称，有中心和两翼主次之分；女神庙有主室和侧室，泥塑残块证明有体魄硕大的主神和众星捧月的诸神；积石冢群都在山顶或小山包上，具有山陵性质，冢群中心是大墓，周围有很多陪葬的小墓，墓中有的完全没有或仅有少量的随葬品，有的则随葬有大型精美玉器，从中可以看出氏族成员的等级分化相当严格，已具有“礼”的雏形。中国传统史学一向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但象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考古证据在辽河流域一再被发现，证明中华文明起源不是一个中心而是多中心，包括西辽河上游在内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红山文化成为几十年来国内外人们共同关注经久不衰的焦点。
走入了红山时代，赤峰地区的先民们终于把新石器时代推向一个辉煌的极致。猪、鹿、蛇集于一身的原始龙形图腾，成为了中国社会几千年一以贯之的人文精神。庙、坛、冢汇集一体的建筑格局，奠定了皇权社会最早的原始人文秩序。五千年前的西辽河上游，诞生了一个神秘而又高度繁盛的王国。红山人崇拜生殖、崇拜女神、崇拜红与黑的色彩。长于农业耕作，留下无数精美的彩陶器，首创下开山铸铜的先河，勾云形玉器，马蹄形玉筒，三连孔玉壁，猪首状玉龙……不断的考古发现，向人们传达出令人身心悸动，繁富、神秘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