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不难想象，1938年“受命于败军之际”的“过河卒子”胡大使，在孤立主义盛行的华府，曾艰难熬过怎样的三年。
2007年，我在台大的老师吴相湘以九十五岁高龄在美去世。我的学生刘晓艺来我办公室谈及，以为衡以吴先生之高寿，可以见证五四以来的整个近代学术史，未能写出一本全面的回忆录实在可惜；话题从学术史又转到吴相湘与胡适的关系。晓艺以前读过吴相湘写胡适的文章，也读到过胡适发犟牛脾气、不肯给吴相湘看日记的轶事，于是问我，当年是否曾有缘见到过“我的朋友”胡适。
——咦，这么说起来，的确是有一面之缘，而且是相湘老师安排的。
1959年，我在台大历史系念三年级，吴相湘老师时为我们开一门近代史书目课程，暇时表示愿意为几位他的学生别示快捷方式，带我们去造访一下去年刚刚结束寓公生活、自美返台、出任中研院院长的胡适之先生。念历史的学生自然不肯错过这样的好机会，于是我们一行七八个人——记得汪荣祖、龚忠武、李楣和刘显叔都在内——在吴相湘先生带领下，浩浩荡荡来到南港中研院的胡适寓所。具体的日子，因本人并非胡适之那样“有恒心的日记作者”，兼岁月相隔太久，已经淡忘——当在夏季，若非接近暑假的五月，就是新近开学的八月。
我们在一间简朴洁净的会客厅落座，有工作人员上来待茶。老实说，在我们与胡适之先生短短的一个半钟头面晤过程中，相湘老师谈兴最高，吹牛的时间居多，以致大家有话题都没怎么能够展开叙谈。
当时台大历史系教授中英才济济，近代史部分，除了吴相湘教的课我们喜欢上之外，李定一先生的课也大受欢迎。李先生为人和蔼可亲，他的太太是我在初中时的历史老师，夫妇两人都对我照拂有加。李先生教一门《中美关系史》，内中有关于胡适于抗战中争取美援、在华府折冲尊俎的故事，最为精彩。我本来有意想在这方面向“我的朋友”提几个问题，可惜会谈结束的时间匆匆已至，我们只有告辞而去。
这样地去了解一个人自然是肤浅的。因此我从未对人谈及这次亲聆“胡适礼拜”的经历，若不是晓艺问及，自己几乎已经忘记。我台大毕业后来赴美，在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就读，博士毕业论文是关于汪精卫的；这个论文的选题多少与家翁陶希圣先生的经历有关——这是本话题以外的故事，在此不及详述。我的研究领域后来转向明清史和妇女史，但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半生，我对近现代史始终怀有强烈的兴趣。习近现代史不能绕过胡适这个关键词，诸多当年的同学好友，如周质平、李又宁等，都成为胡适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我的师长、胡门弟子唐德刚更是胡学的创始人之一，我特意在此叙述这样一件与胡适相关的微不足征的小事，是因为岁月流转，人物星散，如今尚在人世而以成年的身分见过胡适的人，都已在望七的高龄了。
话说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印第安纳读博士时，有位罗伯特·斐罗先生（RobertH.Ferrell），教授“美国外交史”课程，他开出的参考书目里，有一本查尔斯·毕尔德（CharlesBeard）的《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CharlesA. BEARD,Presi⁃dent Rooseveltand the ComingoftheWar1941:AStudyinAp⁃pearancesandRealities,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48.）最有意思。斐教授本人对罗斯福颇有研究，课堂每当讲到这位总统必冠之以“老狐狸”的称呼，令人忍俊不禁。他有本专著研究罗斯福在白宫濒死的最后岁月，但他本人对珍珠港的态度是比较随众的。同样研究美国外交史的毕教授的看法却很不“随众”。他认为罗斯福表面与美国朝野的孤立主义附和有声，暗中却希望早日开战，于是不惜耍了一系列阴谋与阳谋以激怒轴心国“打出第一枪”。希特勒聪明地躲开了这个陷阱，日本却上了钩；毕教授的看法，离确说罗斯福事先已知珍珠港事变的阴谋论假说只差一步之遥，里面使我格外感兴趣的是，他对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的叙述和评价。
在毕教授嘲讽的笔下，胡适被写成是一个“圆熟的自由主义者，在东方和西方社会都游刃有余。他一度被蒋政府的特务机关列入黑名单，如今他挟‘自由主义者’的身价资本来到美国，舍身而服务于同一个蒋政府。日复一日，那些中国人和他们的代理人们一个小时都不歇气地狂轰滥炸着国务卿赫尔，抗议着任何与日本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华盛顿在此情形下已经变得歇斯底里了”。
毕教授显然喜欢“歇斯底里”这个词。他这里说的“华盛顿”实际上是指赫尔，而赫尔又把他“歇斯底里”的原因归结为“蒋介石发送了大量‘歇斯底里’的电报给各位阁员和高官，独独绕过国务院，有时甚至绕过总统。”赫尔并且以怨诽的口气提及，“蒋介石将他的舅子弄到华府来坐镇，每当有可怕的报告（指与日方的紧张关系）出来，这位舅爷就有办法在媒体面前将其消解化去”。
我想毕教授的意思是，美国人民根本无意跟日本作战，日本方面的“和平努力”也是相当有诚意的；但罗斯福既先有了这个心，胡适、宋子文等又终日“轰炸”着原本也反战的国务卿赫尔的脑袋，直到搞得他身心俱“歇斯底里”为止——于是郎有心妾有意，狡猾的美国总统和狡猾的中国政客联手在一起，终于成功地绑架了美国人民，从此美国走上了参加二战的不归路。
从反语里面读历史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我自行文里想象胡适拿着铁棍敲击赫尔脑袋、直到把对方敲昏的样子，不觉连声失笑。
需要指出的是，毕教授的一家之言，并非为一种独立的声音。关于珍珠港事变是、或几乎是罗斯福政府阴谋论的说法，从VJ-Day（对日抗战胜利日）之后就一直甚嚣尘上，对它们的统称是“珍珠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者虽然各自表述，但一般有两个共同的看法，一是美国本来可以避免对日作战；二是“目的不能合理化手段”。修正主义论江山代有才人出，在美国史学界至今余波未休，再此就不一一详述了。
1990年，我受邀在亚利桑那图桑南部的小城“绿谷”做一场演讲，题目为“基督教在中国”。此前，我曾应台湾王成勉教授之约参加过他主办的“宗教与中国”国际会议，自觉对此类题目可以胜任，所以欣然驱车前往。演讲结束之后，接待我的一位约翰·霍恩贝克先生请我去喝咖啡。霍恩贝克先生年约六十岁，身量不高，谈吐之间，安静谦抑如英国绅士，令人感到他一定来自颇具修养的家庭。因为他名字并非日常可见的通俗姓氏，如英谚所言，这个姓氏在我耳边“响了一声铃”。
我试探问道：“三十年代美国国务院有位远东司司长，名叫斯坦利·霍恩贝克（Stanley Kuhl Horn⁃beck,1883-1966），二战期间此人是国务卿赫尔的资深政治顾问，与阁下可有关系？”
约翰·霍恩贝克欣然道：“他是我的一位堂叔。”
原来霍恩贝克家族的祖上是来自荷兰与德国的新教徒，传至斯坦利·霍恩贝克已经七代。霍恩贝克一生际遇，得自于获罗兹奖学金而入读牛津，否则他很可能籍籍无名地在科罗拉多教一辈子中学的拉丁文了事（当年科罗拉多的那家中学征求教师，要求兼通拉丁文和化学，霍恩贝克只懂拉丁文不懂化学，还险些遭到淘汰呢）。
我说：“中国的战时驻美大使胡适，与令叔为至交，两人曾在华府亲密合作，为促成一系列美援政策做出贡献。”
斯坦利·霍恩贝克是二战期间美国国务院专家里最炙手可热的“红人儿”，也是国务院第三号人物。他的顶头上司、国务卿赫尔其实并不太精通东亚事务，许多方针的制定都赖霍恩贝克辅佐。霍恩贝克一生致力于推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最痛恨日本入侵中国于美国远东利益的损害；虽然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对中国的态度有过浮动，但整个二战期间，他是铁杆的亲华反日派，且私交与胡适甚厚。在制定一系列亲华政策、推动美援发放的过程中，霍恩贝克多次绕过赫尔，直接与罗斯福站到一条线上。可以想见，如果当年华府内部没有霍恩贝克这个人，则中国寻求美援、与美国结成反法西斯同盟的道路还要走得更艰困、更久长。
回应着我说的史实，约翰点头道：“非特有此。珍珠港事变将要发生的前夜，即美国东部时间的十二月六日，晚间，胡适就在我堂叔的家中密谈。”
我不觉大为惊奇，“阁下又何以得知？”
“因为那晚是星期六，本来是我家与堂叔一家约好的家庭晚餐聚会。那时我才不过十岁左右，只记得晚饭迟迟不开，肚子饥饿难忍，可是斯坦利叔叔在书房与一位中国客人关门密谈，久久不出来。我父母告诉我，这位中国客人，就是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隔了很久之后，胡适终于告辞，我们开始吃饭。但是在餐饭杯盘间，斯坦利叔叔一直忧形于色，一言不发，看去心事重重。次日，珍珠港事件就爆发了。”
写到这里，才算千呼万唤出本文的正题：胡适与美国远东事务资深顾问霍恩贝克的关系。不是笔者故意藏虚，实在是有太多前因后果需要交代。
“他们二人密谈什么呢？”
“这我如何能够知道？”约翰笑道，“他们会事先知道珍珠港吗？”
“阴谋论假说是这么认为的。”我也笑道。
“有件事我觉得奇怪。斯坦利叔叔去世于1966年，但战争后期的1944年，他忽然受命外放为荷兰大使。他临行前，留下文件数箱，并嘱咐家人，如万一他遭遇不测，这些文件一定要烧掉，并且家人也不可以查看。”
“啊，霍恩贝克档案不是都收录在斯坦佛的胡佛档案馆吗？”
“那想必并不是全部。”
我记得胡适日记的1941年部分，独缺8月至珍珠港一段，不知是遗失了还是刻意未曾收录。本着“大胆假设”的精神，我愿意与约翰·霍恩贝克先生探讨一下他的堂叔、当年美国国务院第三号人物斯坦利·霍恩贝克是否提前知道珍珠港异动的可能，但他说，他当年只是一名少年，以上所言，即为那次晚餐的全部记忆。我也只好作罢。
“令叔可曾在家人面前提及胡适？”
“在我父母面前一定谈得更多。他与胡适的友谊维持了终生。我记得的是，有一次，他曾提起，他与胡博士在三件事上有着‘奇怪的命运相似’。”
“哪三件事？”
“他考取罗兹奖学金留英，胡适考取庚款留美，从此各自改变人生路途，此其一；第二，他二人在考取改变人生的奖学金之前，都曾任中学教师；第三，两人都是学者从政。”
约翰说的确实为事实。胡适在考取庚款前在上海的中国新公学教英文，又在华童公学教国文，大约与斯坦利·霍恩贝克屈就在科罗拉多教中学拉丁文的情形很堪一比吧；霍恩贝克于1928年离开哈佛的教职赴国务院就公职，得到哈佛校长洛厄尔的特别首肯，其后接替他教远东史的就是费正清；胡适则是1938年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位子上出任中国战时的驻美大使。所不同的是前者再也没有返回学术界，后者则成功地回去了。也许，两人的惺惺相惜，正缘于此。
“令叔晚年对红色中国异常敌视……”
“意料之事吧。但那时他已经垂垂老矣，做不了什么事了。真正祸害朝野的是麦氏。”
“呵呵，如今提到麦卡锡，在中国人人耳熟能详；提到霍恩贝克，知者却很少，我都觉得不公平吶。”
“鲍教授以后如有机会，希望能以中文撰文，向你的国人宣传一下。”
“有机会一定尽力。”
一晃17年过去了，不知那位约翰·霍恩贝克先生是否尚在人间。他告诉我的有关胡适和斯坦利·霍恩贝克的故事我却从未忘怀。
之所以提笔写下这个故事，是因为觉得我国史学界对胡适和霍恩贝克在华府时期的交谊关系介绍无多；两位同样为书生从政的中美人物，在中华民族的危急时刻，在美利坚合众国的转折关头，曾经联手参与促成中美反法西斯同盟的这段往事，值得我们今日做历史的人予以昭扬。让我们不妨兼蓄着他们不过是“各为其主”“各为其母国利益”的成见心态，看看这两位高贵的先生之所为吧！
中国抗战八年，前四年都是在绝境中独自苦苦支撑，淞沪、武汉会战既毕，国军菁华伤亡大半，东南膏腴之地尽失；有人问，西迁入重庆的蒋氏，与偏安于杭州的南宋赵氏相比如何？我的答案是：时局之艰，不能同日而语。赵宋虽然失却北方平原，仍然据有肥沃的长江下游和湖广，而蒋政府除了西南一隅已经别无所有（虽有未被日军侵占之省地，也在别路诸侯军阀的辖下）。直到美国因珍珠港事变被拖入我方阵营，战局才出现柳暗花明的变化。今日的史家，常因看到美国参战后给本国带来的巨大利益而忽略美国战前孤立主义盛行的情势，以为参战既为美国长期利益之所趋，则美日之间必有一战；殊不知，即在珍珠港事变的前夜，民意调查仍在显示，反战的人民仍高居八成之多。一个民选出来的总统，一位在竞选中曾经允诺选民、绝不会将他们的子弟送上战场打仗的总统，无论他作为政治家的另一面是高瞻远瞩还是老奸巨猾，他总不可能违拂人民的意愿而行吧？
我们不难想象，1938年“受命于败军之际”的“过河卒子”胡大使，在孤立主义盛行的华府，曾艰难熬过怎样的三年。他是当时世界各国驻美大使中行旅最频、演讲最多的一位。为了给穷困危难中的祖国节省差旅费，他乘坐火车跨越美国大陆，从东岸一气行至波特兰，沿途演讲，住最简陋的旅馆；累出了心脏病，住院77天，一张重病的医药费单据耗掉一年的薪水，他宁向朋友借款，也不肯接受孔祥熙送来的三千美金支票；每一个觥筹交错的微笑后面，都有他为国家留住青山的苦心；在李国钦、陈光甫的帮助下，1938年12月，胡适促成了著名的“桐油贷款”，等于他上任后的“开门红”；随后，“滇锡贷款”相继而来；1940年7月，美国对日禁运废钢铁和汽油，这如一把宝剑，堵在日本法西斯军事扩张的命门上。禁运固然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但与胡适、宋子文等在华府的活动也是分不开的（两人的矛盾则是另外一事）。须知战前中国的对美贸易，只占美国对外贸易的百分之三的份额；而日本却是美国的第三大客户、买家。美国此举，无疑有在道义上援助中国的成分。无怪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C.Grew）后来在谈及珍珠港时痛心疾首地说：“外交的失败，是因为外交手段并未用于制止战争，而是用于促其发生。”胡适驻节的后期，近受“太上大使”宋子文的牵制，远遭蒋氏的猜疑和国内浮议的批评，可以说是在黯然中下台。如今我们审视先贤的行迹，不能不将应属的荣光归还其人。
再说霍恩贝克。他上头是一位内心不希望美国参战、不希望激怒日方、只愿意给中国提供有限援助的上司，再顶头的上司是一位谨言慎行、处处需要顾及连选利益和政声，处处受制于民调的滑头总统，可以想见其日子难过。根据财长摩根索的日记，为针对日本的钢铁禁运事，摩根索在国务院与赫尔争执不下，他们二人将霍恩贝克召入后，霍恩贝克说了一番话，摩根索“几乎从椅子上跳起来，因为霍恩贝克同意此事理当遵行。”那么，霍恩贝克说的是什么话呢？原来他说的是：“事实上我方正从几方面对日本人施压，我们完全应该如此。”据胡适1940年7月25日的日记，“午后两点，得馆中电话，知白宫宣布，把废铁，废金属，汽油，汽油产品列入禁运物品之列！我大高兴。此即S.K.H.（霍恩贝克）所谓‘好消息’，吾友果不欺我！”（《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其欣慰之情溢于言表。胡适日记中，自1938起，至1943年止，凡与霍恩贝克一起吃饭、深谈、探病、写信、茶会、公宴之处，多至不能枚举，胡适多半就亲昵地简称他为“S.K.H.”，霍恩贝克实在为胡适战时大使任内、及卸任后两年内的日记中出现最频的美国政界人物的名字。
说了半天，霍恩贝克与珍珠港最深切的关系在何处呢？我认为其端有二。一是，霍恩贝克参与摧毁了一个已在酝酿中的日美双方最高级别领导人峰会（Summit）的可能；二是，霍恩贝克在已经忍怒待发的日方情绪的火苗上添加了最后的一桶催化剂。珍珠港前十日，他参与撰写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出，若要解除对日本的石油禁运，日方需要先从中国完全、彻底地撤军——这当然是已经吞下中国这块肥肉的日本万万不肯答应吐出的。次日，霍恩贝克又提出了一个估算，即日本有多大可能、会胆敢在1942年3月1日之前对美发动战争，他认为这个可能性不足五分之一。因为这个错误的估算，霍恩贝克多年来已经为历史学家所讪笑，修正主义论者自然视他为故意导向珍珠港的祸水，即使正史专家也以为他有失职之嫌。然而他晚年为珍珠港听证作证时，虽然承认自己曾低估日本的实力，却坚持认为，美国应“关注涉及自由、独立、公正和安全的原则与实务，甚于任何其他国家”，他并未对珍珠港之后的历史进程感到抱歉。
我想，凡我华夏子孙，无论来自大陆还是台湾香港，都应记得这位斯坦利·霍恩贝克先生在二战中的历史地位——对中国，他是一位可恃可亲的友人，对日本，他是一位可怕强硬的鹰派；虽然主观上讲，他的政治作为不乏有保护美国的远东利益的考虑，但我们不能完全否认，霍恩贝克和以他为代表的华盛顿亲华政治势力在中国问题上所展现出来的道德力量和理想主义色彩。霍恩贝克和胡适的交谊，正是为这样的正义精神添写了美丽动人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