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七个鲁迅：迷惘的青年，激愤的斗士，孤傲的文人，冷酷的批评家，幽默的旁观者，改造汉语的翻译匠，自我流放的精神导师。
中国有七个鲁迅：迷惘的青年，激愤的斗士，孤傲的文人，冷酷的批评家，幽默的旁观者，改造汉语的翻译匠，自我流放的精神导师。鲁迅的人格之丰富，对文学及历史影响之深厚，所处时代之起伏跌宕，使得后世每每谈起他，都难以全面。鲁迅在人们的理解和记忆中不断被解构、重塑，甚至扭曲、窄化，从课本里被大书特书到日渐淡化乃至剔除。这一系列的变迁，都让我们不禁反思：这个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鲁迅？
他的好斗，是为弱势者而斗
●林贤治（诗人、学者，代表作《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
新京报：你曾在文中写过：“鲁迅的灵魂，永远骚动着、挣扎着、叫啸着；这是一具自由的灵魂，大灵魂。”怎样走近鲁迅的“灵魂”？这样的“灵魂”在当下的社会，对于个体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
林贤治：灵魂是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的总和，或者说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它是一面镜子，有反映、借鉴的功能。面对鲁迅的灵魂，既可以观赏，也可以从中发现我们自己与鲁迅之间在人格、思想、价值观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和距离。我说“鲁迅死于二十世纪而活在二十一世纪”，是说：第一，鲁迅当年所面对的，有许多我们今天仍然要面对；第二，鲁迅作为一个启蒙者、战斗者的存在，对于我们仍然具有“范式”的意义。
新京报：后人对于鲁迅的研究和叙述不断重塑着对“鲁迅”的理解，其中有标签化、片面化、崇高化、窄化鲁迅等诸多倾向。这是否能够解释，为什么一提到鲁迅，当下很多年轻人甚至产生了反感？
林贤治：我不知道当下青年人对鲁迅反感者占多大比例。我想若有反感，大抵因为他们心目中的鲁迅，并非从研读《鲁迅全集》（不读《全集》很难全面理解）而来，而是来自传闻的影响。最常见到的结论是把鲁迅装扮成一个偏激的好斗分子、睚眦必报的小人。我想，不必讳言鲁迅的好斗。问题是他跟谁斗？他的“好斗”始终是站在弱势者立场上对强权、强势的一种反抗。在一个专制的、腐败的、普遍顺从的奴隶（鲁迅常常自称“奴隶”）国度里，唯有不屈的反抗精神，才构成解放的要素。
新京报：《鲁迅的最后十年》以“鲁迅的存在，其价值仅仅在于反抗本身吗？”一句话结尾。鲁迅的存在，其价值何在？弊端何在？（鲁迅自己说过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
林贤治：我从来怀疑鲁迅对后世的影响力，所以总是强调其本体论意义上的价值。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往往并不取决于自身的价值。鲁迅的写作，本意在改造这世界。他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这就意味着作品本身其实已经参与了世界的变动，起到其固有的作用。相反，假如世界依然存留了当年他所面对的大量的黑暗事物，还能说他的作品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吗？
“一个强烈的生活者”
●王人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新京报：竹内好曾评价鲁迅说：“他先是把自己从那个时代以及中国的历史和传统里面拉出来，跟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中国的社会进行对决，然后又把自己拉进去，跟自己对决，否定之否定。”这种反叛对于当下的知识分子而言是否还有价值？
王人博：鲁迅对待自己和身处的历史与现实的认知与反思的方法可以用“抽离”和“重入”界定。他首先身在历史文化与现实之中，随身携带其生存环境给予他的一切特征。然后从此在中抽离出来与之形成对峙、对决。“对决”是以“对峙”为前提，所以鲁迅的方法永远是战斗式的。鲁迅与其他知识分子最大不同的是他的“重入”，就像好不容易从敌人的营垒中逃离，为了完成一个重要的使命重新返回的气概。鲁迅的重入是为了与自己对决。他这个带着一切旧痕的人最终成了两个自我之间的战斗。我的看法其实很简单，鲁迅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关系不大。他只能被学习，不可能被模仿。那些自称是鲁迅学生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是鲁迅的山寨版。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忙得没办法把眼珠子转向自己。
新京报：鲁迅对于你个人意味着什么？如何理解你说的“鲁迅既是药，又是毒”？
王人博：在这个现代性的世界里，我们也已习惯了热闹的孤寂。我们通常不愿意与人说心里话，总想用现代性的技术把自己的心包裹起来。经验交流能力的丧失，人会变得孤独。对我而言，越是孤独，就越会想起鲁迅。特别是在深夜，想点上一根烟，与他对坐把盏，看一看他看过的风景。
新京报：鲁迅的研究者竹内好说他是个“强烈的生活者”，如何理解“生活者”？
王人博：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有两次谈到他的一种矛盾心境：“一是要给社会做点事，一是要自己玩玩。所以议论如此灰色。折中起来，是为社会做点事而于自己也无害，但我自己就不能实行，这四五年来，毁损身心不少。”他一生都在“为别人”还是“自己玩玩”中苦苦挣扎，被这两个扰人的东西撕扯着。他在日本仙台学医的时候，经常外出一个人偷偷地去看电影。他学医却写小说和杂文，也喜欢版画。有时候，他啥也不做、不写，只希望用无聊“从速地消磨”自己。这是一种最真切的生活。竹内好说“鲁迅是一个强烈的生活者”的意思大致在此。
一场“爱与自由的悖论”
●李静（文学评论家，剧作家，代表作《大先生》）
新京报：你曾借《大先生》来展现鲁迅一生的精神逻辑是“爱与自由的悖论”，如何理解？
李静：这里的爱，是一种牺牲、舍己的对众生的爱，一种感激式的爱。感激，是鲁迅的一种沉重的情感。甚至在他对众生、对受苦人的爱里，也包含了这种人格化的感激式的爱，因此没有居高临下的成分，而近乎一种形而上的“还债”。这种道义感驱使下的爱，是一种自我克制与献出，自会与他雄猛精进的自由意志发生悖论的关系。
新京报：你曾写：“这个孤独伟大的悲剧人物，他的悲剧性永远属于现在进行时，其烈度不因时代变迁而稍减。望着他寂寥的背影，我感到如果再不走近他，就永远走不近他了。”走近鲁迅，为什么必须趁现在？
李静：现在是一个薄情的时代。任何一个深情的人，都会在这个时代里感到自己的多余、迂阔和挫败。意志稍有不坚，就要改掉自己的“毛病”，去拥抱时代。我要趁着自己跟这个疯子投契的时刻，赶紧抓住他——谁知道我会不会在下一刻变聪明，忘掉他，背叛他呢？
新京报：有人说：“鲁迅是一个不断和时代进行交流的人，他一直在碰触时代最敏感的神经”。如何理解鲁迅与时代的关系？
李静：鲁迅对中国传统精神暗面的揭示和建设性的整理，对西方文明开放刚健的“拿来主义”做法，以及他与时代之间既紧密又疏离、富有活力和营养的对话方式，生命力永存。今日许多中国学者对传统/西方二元对立的框架，要么一味膜拜，要么一味否定的思维模式，都不及他境界的万一。鲁迅对国人奴性入木三分的追剿，对言论自由、生存权利和民主政治毫不妥协的伸张，以及由此而来的人格魅力和道德美感，仍是我们不竭的精神源泉。
以他之身，窥己生死爱欲
●羽戈（青年学者）
新京报：你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鲁迅的悲剧恰恰在于：在‘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民族魂’等种种政治加持与神化之下，他不再被视作一个常人。”你如何理解这种“政治加持”和“神化”的？
羽戈：试举一例。如《孔乙己》一文，民国年间，王伯祥编《开明国文读本教学参考书》云：“这样一个平常的堕落的酒徒，给作者这么一描写，遂使人深深觉得我国社会的冷酷和长衫帮的日即没落。”今天的教学大纲则指出：“讲授这一课，目的在使学生认识封建文化毒害知识分子的罪恶，加深学生对封建制度的憎恨。”这一对比，可知问题出在哪里。
新京报：从前鲁迅被写进教材大书特书，如今又从教材中被删掉、淡化。你如何看待这种转变？
羽戈：第一，哪怕鲁迅的身影渐次从教材淡出，但论文章数量，他在教科书中依然位居前列；第二，抛开文字，要说锻造人的思维，尤其是逻辑思维，鲁迅的文章绝非一流，其杂文从不以逻辑见长；他惯所用的批判手段，如影射、诛心、扣帽子等，都违逆了说理的法则，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之流，确乎该早早逐出教材。
新京报：鲁迅的当代价值或未来价值如何界定？
羽戈：鲁迅思想的复杂性与破坏力，终将成为自由主义所不能承受之重。一言以蔽之，用自由主义与鲁迅联姻，乃是一场一厢情愿的误会。鲁迅之为鲁迅，即在于不能用任何一种政治观来定位、约束，他是一个人的反对党，永远的不合作者。在他身上，窥见了光明之下的黑暗、热烈之下的无聊，同时窥见了自己的生死爱欲。（文/ 张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