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中山一生充满争议。其效仿苏俄改组国民党，尤其是争议的焦点。不过，若能抛开种种“浇现实之块垒”的冲动，体察孙氏寻求“理想中的国民党”的具体过程，当能于争议之外，多一点同情之理解。
短史记第565期
同盟会只是一个“革命大拼盘”，组织松散，令孙中山有名为党魁实乃傀儡之感
革命不能单干，而须倚仗组织。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孙氏早年所组之兴中会，只能算是志同道合者的一个简单、松散的联合体。据其章程，会员对组织并无明确的义务；组织也无约束会员的基本权力。①
至于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虽然曾被教科书定性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但实际上也只是一个“革命大拼盘”，只是诸多革命小团体的简单联合。因为只是简单联合，故同盟会虽有纲领、有口号、有总理、有会员，但其领导体制，却从该会成立之日起，即已陷入瘫痪。
按同盟会章程，其领导体制，采行总理领导下的三权分立。本部暂设东京，以总理为最高领导人，任期四年。总理之下，本部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执行部掌行政，由总理直接领导；评议部掌立法；司法部掌执法。三部独立行使职权，立法、执法分割，总理的权限受到高度制约。包括总理在内的主要领导机构，由选举产生。②
若同盟会乃执政团体，则上述领导体制自有其优越性。问题在于，它是一个以“造反”为本职的秘密革命团体，且系由诸多小革命团体拼盘而成。权力如此分散、运作如此繁复，其无法满足“革命”需要，是必然的。据执行部书记田桐披露，“当时以秘密结社，最忌手续繁复，稽考时日，司法、评议二部，尤难实行。”为迁就现实需要，评议、司法二部自成立之日起就“未曾独立行使职权”。③
9个月之后，新修订的同盟会“总章”废除了司法部，取消了评议部弹劾总理的权限，并对总理的权力略作提升，使其拥有“提议于议会，并批驳议案”之权。但即便如此，同盟会的运转也还是无法摆脱瘫痪。核心原因有二。1、总理及其直接领导的执行部，没有约束会员的权力；2、盟内会员亦缺乏服从组织的自觉。如宋教仁因不满孙中山之行事风格，即径自辞去同盟会庶务干事职务，前往辽东运动“马贼”。再如孙中山虽为同盟会设计了青天白日旗作为未来的国旗样式，但辛亥年时，共进会在武汉所用乃十八星旗，陈炯民在惠州所用乃井字旗；陈其美在上海所用乃五色旗。足见无论是孙个人，还是同盟会总部，均无力约束会员与内部团体。会内诸人之间的关系，仍停留在一种“以义相合”的程度，即孙中山所谓的“徒以主义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
面对此种状况，孙中山深感痛苦。在他看来，自己名为党魁，实际上乃是傀儡：“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内部分子意见纷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④谭人凤亦承认，在同盟会里，“总理无处罚党员之规条”。没有切实的组织管理和组织监督，总部无力约束会员及下级组织，会员及下级组织也不必向总部履行义务。孙作为总理，也只能靠革命理想、传统道义和个人威望来引导会员的行动。
孙中山的痛苦，其实也是黄兴、宋教仁等人的痛苦。1910年广州起义失败，黄兴总结教训时说道：“广州之败，半在统筹部组织之不善，纯慕文明参议体制。所以有二十七忽而解散，二十八忽而集合之活剧。不知发难之事，非专断不可，一容异议于其间，立可见其破败。”⑤1911年，宋教仁等人另起炉灶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亦责备同盟会总部“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也。”⑥如此，再重新审视孙宋二人的互相指责——宋责备孙身为总理行事专断，不能使同盟会团结一致正常运转；孙责备包括宋在内的一般会员无服从组织之觉悟，致同盟会形如散沙——即可知纠缠谁对谁错是不必要的事情。孙宋的互相指责，只因彼此所处的立场（总理vs会员、内部团体领袖）不同罢了。同盟会领导体制不变，无论孙、宋，其实都无能为力。
图注：1906年春，孙中山在新加坡同盟会分会成立时与会员合影于晚晴园。该会实际上是孙痛感同盟会总部形同散沙而另外成立，该会直接对孙负责。
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绝对服从孙中山个人，且实施党内等级制度，引致众多批评
辛亥之后的国民党，在宋教仁的运营下，通过与其它政治团体“大拼盘”，迅速成为第一大党。因已非“革命党”，政治目标不是造反而是通过选举获得执政党地位，这种“大拼盘”所导致的意见分歧、决策迟缓等弊端，并未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直至宋教仁遇刺后，这些弊端，才又再次成为回归“革命”的孙中山的心头之痛。
附带言之：迄今为止，对宋教仁案之研究，最为透彻者，乃是尚小明教授近年来所发表的《洪述祖——“刺宋案”唯一主谋》等系列论文。其研究否定了大陆民间学术界长期以来的种种捕风捉影之说（如国民党自导自演、陈其美是刺宋案最大嫌疑人等论调），同时指出袁世凯与刺宋案无直接关系，惟在宋案发生后曾介入其中；赵秉钧对刺宋之谋事先亦不知情。真正造意杀宋者乃是洪述祖。⑦
回归正题。宋案发生后，孙中山、黄兴在上海重建国民党领导中枢，与袁世凯对垒。“大拼盘”弊端暴露无遗。北京本部议员多拒绝奉孙、黄之命南下；国民党籍都督阎锡山、张锡銮等，则联名通电指责孙、黄“不爱国家”“牵诬政府”；谭延闿、陈炯明等亦态度消极，不愿参与武力讨袁；……邹鲁后来感慨说：“国民党以数十万党员举义讨袁，不匝月而先后败亡……总理忧愤交集。”
在这“忧愤交集”之中，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入党须“盖指模”，誓约中有“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之语。略言之，即要求党员服从孙中山个人。黄兴认为孙氏此举，乃是侮辱同志的自由人格，是在“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故拒不加入。二人一度“吵得几乎不能见面”。
黄兴指责孙中山违背了革命的初衷，孙氏却另有一番解释：“殊不知党员之于一党，非如国民之于政府，动辄可争平等自由，设一党中人人争平等自由，则举世当无有能自存之党。……凡人投革命党中，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则当先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为国民谋自由平等，故对于党魁则当服从命令，对于国民则当牺牲一己之权利……是以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⑧孙氏还曾对宫崎滔天说道：“中国人都不行，只有我一豪杰，我是中国的救世主，所以必须服从我的命令”。据居正回忆，当日革命党内有声音要求删除誓约中“服从孙先生”之词，改为“服从领袖”，也被孙中山拒绝：“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事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服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不是包办革命，而是毕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对于革命道理，有真知灼见；对于革命方略，有切实措施。同志鉴于过去之失败，蕲求未来之成功，应该一致觉悟。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⑨
“服从个人”已是过激，党章中的“论功行赏”，尤其遭人诟病。按孙氏的设计，中华革命党之党员，按入党时间先后，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三类。革命成功之日，首义党员可成为“元勋公民”，拥有一切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可成为“有功公民”，拥有选举及被选举权；普通党员可成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非党员在军政、训政时期，没有公民资格。须待宪法颁布之后，才能成为公民。要须待宪法颁布之后，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和非党员，才能全部转型为国民“一律平等”。这种党内等级制度的终极用意虽佳，但若付诸实施，毫无疑问会酿成灾难——作为特权阶层，“首义党员”之流必然一再利用手中权力，延长训政的长度，推迟宪法颁布的时间。
图注：1914年中华革命党在日本成立时合影
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名为联俄，实相当于在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之间取一折中
中华革命党因过激而失败（与会者不足流亡东京之革命党人之半数），对孙中山而言，是一个沉痛的教训。1924年1月，孙中山参考苏俄模式，再次启动国民党的改组，其实相当于在“保守的同盟会”和“激进的中华革命党”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一方面，不能重蹈同盟会形同散沙的覆辙。孙中山继续强调个人须服从组织：
“大家要希望革命成功，便先要牺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平等。把各人的自由平等，都贡献到革命党内来，凡是党内的纪律，大家都要遵守；党内的命令，大家都要服从。全党运动，一致进行，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商人做生意的资本是钱，我们革命的资本是甚么东西呢？商人附股是拿出钱来，我们参加革命党，要贡献甚么东西呢？我们参加革命党，要贡献的东西，就是自己的平等自由。把自己所有的平等自由，都贡献到党内，让党中有全权处理，然后全党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全党革命成功之后，自己便可以享自由平等的权利。”⑩
另一方面，孙也不再坚持“服从个人”和按参加革命的先后顺序“论功行赏”。1924年的改组，国民党由总理制变为委员制。孙中山如此解释道：
“那时我没有法子，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从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凡入党的人，须完全服从我一个人。其理由即是鉴于前次之失败，也是因为当时国内的新思想尚未发达，非由我一人督率起来，不易为力。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诸同志都已惯习了，有人以此次由总理制改为委员制，觉得不大妥当。但须知彼一时、此一时。当前回大家灰心的时候，我没有法子，只得一人起来担负革命的责任。现在有很多有新思想的青年出来了，人民的程度也增高起来了，没有人觉得中国的革命应在二十年以后了，我们从事革命的事业，国民只以为太慢不以为太快了。故此次改组，即把本党团结起来，使力量加大，使革命容易成功，以迎合全国国民的心理。……本党此次改组，就是本总理把个人担负的革命重大责任，分之众人，希望大家起来奋斗，使本党不要因为本总理个人而有所兴废。”（11）
综上，就此种脉络而言，以往学术界颇为流行的所谓国共“是同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之说，恐怕并不确切。在“革命党”究竟该呈现一种怎样的面目这个问题上，孙中山没有前例可循，其摸索过程，远比后人评价历史时来得艰难。
图注：1924年6月，孙中山出席黄埔军校开学典礼
注释
①《兴中会章程》九条，见：冯自由，《革命逸史》，金城出版社，2014，P568。②崔之清，《民主政治：从理想到现实的艰难求索——同盟会领导体制的政治学分析》，《江海学刊》2006年第4期。③田桐，《同盟会成立记》，收录于《辛亥革命史料选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P94-97。④孙中山，《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1914年6月15日。⑤黄兴，《致陈其美等书》，1911年10月6日。⑥《中国同盟会中总会成立宣言》，1911年7月31日。⑦参见：尚小明，《洪述祖——“刺宋案”唯一主谋》，《史学集刊》2016年第1期；尚小明，《疑心生暗鬼——赵秉钧如何被“误”为宋案主谋》，《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2期；尚小明，《“宋案”中之袁世凯——何曾主谋刺宋》，《史学月刊》2016年第2期；尚小明，《陈其美主谋杀宋谬说之流传》，《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5年第9期；尚小明，《“宋案”嫌犯应夔丞的绝妙“供述”——“监督议院政府神圣裁判机关简明宣吿文”解读》，《民国档案》2015年第9期。⑧孙中山，《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1914年6月15日。⑨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收录于《居正文集》上册，P207。⑩孙中山，《革命成功个人不能有自由团体要有自由》，1924年11月3日对黄埔军官学校告别词。（11）孙中山，《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1924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