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餐桌上的美味似乎过于丰盛了，盐只是诸多选择中最朴素的一样。不过我们仍然会说“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这样的话，而不是海鲜豉油XO酱之类的东西。盐依然无可替代，而且简直是知人论世的锦囊。读梁庚尧《南宋盐榷：食盐产销与政府控制》一书尤感如是。
《南宋盐榷》集结了梁庚尧二十年间发表的九篇论文。从南宋不同地区的食盐产销讲到政府管控，在史料的搜集筛选和立论表述上颇见功力，作者自诩书中的研究“自成首尾”，也确实详尽全面。作为一种垄断，盐榷并非始于南宋。对于为何将研究范围圈定在南宋，梁庚尧仅在导言中一笔带过：“南宋时期的盐榷，尚有待作比较细密的研究”。他的原意可能是指，南宋盐榷情况较为复杂，学界又缺少对这块的专门研究。可当这本专著呈现于普通读者面前，我们读到的又分明不单纯是一个未曾留意的专题史，而是世道、民生。
梁庚尧讨论南宋盐榷，最基本的分类是地域。南宋食盐的行销区，大体配合盐产区，分为淮浙盐、福建盐、广南盐和四川盐。各地盐榷，又有官鬻和通商之分。前者为官府自运自销，后者由商人凭盐钞运盐，于政府而言，最核心的差异在于前者利润归地方政府，后者归中央政府。实行何种办法，表面上看是由政府决定的，实则跟客观环境有关，非因地制宜不能久长。广东和广西就是很有意思的例子，他们的盐榷状似选择了不同道路，却殊途同归。广西官鬻地位稳固不可撼动，屡次试行钞盐法都不得久长，反有抑配之弊，本质还是官卖； 广东在南宋时坚持施行钞盐法，却难以避免政府的干预，想要扩大市场，又几度被广西拒之门外，最后抑配于民，是钞盐法的变质。梁庚尧认为，广南地区本质都趋于官卖，是因地域限制市场有限，商贾动力不足，强行追求地方利益，弊端就难以避免。
而人的因素要比环境更重要，为政者非躬亲不可知。南宋末年的盐业萧条，或可视为山河破碎的亡国之音，毕竟战乱连年，社会动荡。但梁庚尧却认为，战争之灾毁一时，吏治不良毁一世。倘若是因战乱破坏盐场，那还可以重建，问题是症结根本不止于此。彼时盐务机构自上而下的腐化使得亭户难以为继，自然不愿也不能恢复生产。又如，对猖獗的私盐贩卖，纸上谈兵者不难想到要申明法令严加处罚。实际上，却不断有官员指出，被抓捕严罚的往往是贫弱小民，影响更恶劣的群伙反倒难以管束，要么畏其权势，要么利益勾结，是笔难以清算的账。如此“严刑峻法”是起不到多少作用的。所以聪明的官员会安抚亭户，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从源头解决问题。
政府的决策和百姓的应对由来是一个动态的平衡。以钞盐法言，政府牟利心切、苛政太甚，会打击盐商和盐户的利益，影响市场的供需，盐利不增反降，还有法令不行、私盐泛滥的隐患。政府和百姓的关系，倘是一方制衡一方，一方反击一方，是双输的循环；倘能相辅相成，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持续发展，方能共同获利。由是，南宋政府有了“运盐请钞，权在商贾”的觉悟。
《南宋盐榷》带我们知盐论世，从南宋盐业组织结构到营销管控，展现的是整个社会的历史。无论朝代盛衰，盐总是不可或缺，而真正左右盐榷动向的，是后世应当镜鉴的人的参与。就像书中总结盐榷减少的原因，总不会说是某地百姓食盐量减少了，而是说某地买卖私盐增多了。盐榷因利润之丰而垄断，但本质上，只有兼顾百姓之利，才有盐榷的基石。
美国作家马克·科尔兰斯基曾以《万用之物》一书，讲述世界各地人和盐的故事，“谁控制了盐，谁将拥有权力”，开篇就讲盐的训令。万用之物本因万人空巷，怎奈俯拾皆是，是人的干预令它变得昂贵。书中讲到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各地负责征收盐税的官员，拿着低微的工资，赋予巨大的权力，不生腐败都难。盐榷窥人，古今中外一理也。这么看来，《南宋盐榷》 依然像盐一样，是“万用之物”，当然使用者不可不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