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蝶
阮玲玉
刘呐鸥
●文人篇
作为现代艺术和大众文化的电影，不仅娱乐了普通市民，也吸引了众多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他们流连并沉迷于光影世界，释放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并且通过电影接触和了解不同的文化，也有人因热爱而参与，通过自身的努力，跻身编剧、导演、评论家的行列。
以鲁迅为例，对电影的热爱，实非常人可以想象。他说，“我的娱乐只有看电影。”1927年，鲁迅携妻儿来到上海，定居北四川路近旁的景云里，从此便与北四川路上的影院结缘。他“同广平携海婴”一起去看美国迪士尼动画电影，他也常常和朋友一起看电影。北四川路横浜桥附近的上海大戏院、奥迪安大戏院、融光大戏院（今星美国际影院），都是他经常光顾的影院。在他的日记中，共有150多次观影记录，而在景云里、拉摩斯公寓、大陆新村居住生活的不到十年间，他就观看了142场，几乎每月一场。电影，实在是鲁迅文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28年，刘呐鸥也来到上海，住在临近北四川路的江湾路六三花园旁弄堂里的一幢单间三层小洋房。他邀请戴望舒与他同住，施蛰存去上海时也住在那里。施蛰存在《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中这样回忆与这几位朋友共同度过的时光：
“最初，大家都感到无聊得很，没有事做。每天上午，大家都耽在屋里，聊天、看书，各人写文章、译书。午饭后，睡一觉，三点钟，到虹口游泳池去游泳，在四川路底一家日本人开的店里饮冰，回家晚餐。晚饭后，到北四川路一带看电影，或跳舞。一般总是先看七点钟一场的电影，看过电影，再进舞场，玩到半夜才回家。这就是当时一天的生活。”
不过，刘呐鸥一类的新感觉派文人毕竟不同于普通市民，对他们而言，看电影既是一种消遣和嗜好，也是丰富文学和研究视角的途径。施蛰存在1934年《文艺风景》杂志上的另一段文字，颇能说明问题：
“刘呐鸥先生近年来很热心于电影艺术之研究，平常看电影的时候，每一个影片他必须看两次，第一次是注意着全篇的故事及演员的表情，第二次却注意于每一个镜头的摄影艺术，这时候他是完全不留心银幕上故事的进行的。他为本刊写的一个新作的电影脚本，很明显地看得出，不是对于电影艺术有一点修养的人，是不会写得这样完善的。”
“银幕将军”汤晓丹，也是在北四川路的电影院里学习怎样拍电影。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回忆：
“我和沈西苓总是带着干点走进放映厅，连看好几场。有时，长达十几小时，直到我们对影片的镜头结构、转场方法、场景设计、对话内容、字幕处理、音乐起止都能背出来为止。我对电影入门就是从沈西苓拉我进电影院学电影、看电影、背电影开始的。”
●影人篇
胡蝶 祖籍广东鹤山，出生于提篮桥的辅庆里，青年时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居住在北四川路余庆坊。正是在余庆坊的这个时期，她开始学习表演，先后在大中华、友联、天一、明星公司出演影片，在表演上取得卓越成就。更加幸运的是，身为广东人后代的胡蝶，竟然能说一口标准的国语，而且正好赶上了无声电影向有声电影发展的“风口”。美丽、端庄、喜气、优雅的胡蝶，也是时尚界的宠儿，三天两头上杂志封面。1933年，胡蝶当选中国电影皇后，可谓万千宠爱集一身。
阮玲玉 同样是出生在上海的二代广东移民，曾先后居住于北四川路海宁路和鸿庆坊。1926年，阮玲玉考入明星公司，后转入联华影业，因出演《故都春梦》、《野草闲花》、《桃花泣血记》等影片而名声大噪。阮玲玉不会说国语，但好在，她出演的影片都是无声电影。“一·二八”淞沪抗战后，阮玲玉又主演了《三个摩登女性》、《小玩意》等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左翼电影，树立了独特鲜明的阮氏风格，广受好评。其中，她在《神女》中的表演，细腻动人、真挚深情，堪称中国无声电影表演的巅峰之作。可惜的是，现实生活中的阮玲玉并没有像她扮演的角色一样，奋起抗争，寻求解放，而是陷于婚姻感情失败的痛苦而不能自拔，1935年便自杀离世，年仅25岁。
蔡楚生 一位从电影公司杂务做起而最终成为大家的广东籍导演。抗战胜利后，蔡楚生回到上海，住在北四川路旁的千爱里3号，开始酝酿筹拍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可是，因多年积劳成疾，他的肺病一直不见好转，临近开机，却无法去片场执导。情急之下，蔡楚生找来从未做过导演的小老乡郑君里，请他出任现场导演。于是，奇特的一幕出现了：作为第一导演的蔡楚生基本不去片场，而是在家构思脚本，绘制气氛图，现场导演郑君里则每天骑车往返于北四川路的蔡家和徐家汇的片场。凭着惊人的默契，两位才华横溢的电影人合作完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史诗级影片。1947年，《一江春水向东流》公映，在海内外引起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