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胡耀邦当秘书》高勇著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
1959年3月到1964年8月期间，高勇担任胡耀邦的机要秘书，与胡耀邦日夜相处，一起下乡，对胡耀邦的工作作风与为人有近距离的了解，与胡耀邦家人感情深厚。“文化大革命”期间，高勇被打为反革命。1985年，他回京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中央文献出版社社长。
《我给胡耀邦当秘书》全书分九章，共计二十七万字。作者回顾了胡耀邦任团中央书记之后的诸多往事，以及胡耀邦骨灰安放在共青城的历史记忆。书中很多事件为作者亲历。
开荒种地,共度饥荒
1958年10月28日，山东省范县在万人大会上宣布，要在“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并向大家描绘共产主义的美好景象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但是，人们的美好理想很快就彻底破灭了。人们不曾料到，这“三面红旗”不但没能将大家带入“天堂”“仙境”，反而连续几年，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高涨，通货膨胀，财政赤字。
口粮不足，食不果腹，已是普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1961年秋天，胡耀邦带领身边几个工作人员，秘书、警卫、司机，在北京西山顶上叫作“狮子窝”的地方，找了一块荒地，作为我们的劳动基地，既贯彻毛泽东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又想借此搞点粮食，以补口粮之不足。我们先去除草开荒，接着由我和李彦秘书轮流赶一头小毛驴向山上送粪，然后耀邦再带领我们一起翻地、播种，种上了冬小麦。
耀邦原本农民出身，干活很卖力，也会干，正像他常说的:“劳动就要像个劳动的样子。”但他干起来就顾不上休息了。他不休息，我们也不好休息。我们想休息了，就说:“耀邦同志，休息一会儿，您抽支烟吧!”
似乎他一听到我们劝他抽烟，他的烟瘾就忽然来了，于是说:“好吧，休息会儿，抽支烟。”我们大家也乐得乘机休息一下。有时，司机王春兴开玩笑说:“耀邦同志，休息一会儿吧，都像咱们这么干，早到共产主义了!”耀邦则笑笑说:“好，休息一下。”
劳动中有时遇上社员，耀邦就设法同他谈谈，随时随地了解群众的意见和情绪。一次，在山上遇见一位老农，耀邦约他坐下来聊聊天。耀邦先向老农敬上了一支烟，询问他家里有几口人，都是什么人，在哪个村子住。老农一一作了回答。耀邦又问他生活怎么样?口粮还缺多少?这一问，老农发火了，说:“哪儿有什么粮食，天天瓜菜代都吃不饱!”耀邦设法消他的气，说:“这几年我们党的工作上有错误，我们的中央已经总结了经验教训。因为我们工作上有错误，给群众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不料，这位老农却气更大了，不等耀邦说完，他就打断说:“你倒说得轻巧! 你们说一句我们有错误就完了? 知道不知道我们饿了一年肚子?”耀邦仍然平心静气地同他讨论，说:“是啊，正是因为我们工作上有错误，才给群众生活造成了困难。有了错误，我们就开会检查，总结经验教训，改正错误。只能这样呀!你说怎么办呀?”老农说:“反正我们是有意见!”耀邦问他:“那你说怎么办呢?”
这位老农却被耀邦这句话问住了，一时语塞。开始他梗着脖子，对耀邦连正眼看一眼都没有，这时却转过头来，瞪着眼睛对耀邦上下打量，他虽不知道同他谈话的是什么人，但他似乎察觉到同他谈话的这个人与他平时见惯了的公社干部、生产队干部不一样，脸上的表情也开始平静了。
这时耀邦又说:“咱们还得干哪!有了困难还得大家克服，光去埋怨也不行，只能共同干。你说对不对?”
老农脸上出现了笑容，说:“可也是，也没别的办法。”
耀邦说:“这就对了”。
老农和耀邦都笑了，在场的人也都笑了。老农站起来说:“你们干活儿吧，我该回去了。”
老农走后，耀邦说:“看来群众还是有意见啊! 这就需要全党干部多做思想工作。”
那天劳动时我们喝水多，带的一热水瓶水很快喝光了。山下有团中央造林站，但路太远，往返需三个小时，不可能下山取水，我们发现山上有一口小井，里边有水，但也有很多微生物，还有蟾蜍之类，很脏。司机王春兴用绳子拴上他带来的洗车水桶，从井内提了一桶水上来，我们用几块石头把水桶架起来，拾了柴火来烧。烧开后，耀邦和我们一起用茶缸舀了喝。
入夏后，小麦长势不错，一天一个样，心里甜丝丝的，因为一年的劳动成果将要收获。看看将近黄熟，我就每两三天去看一次，估量哪天可以收割。不料，有天上去一看，小麦一夜被人偷割光了，我感到非常心疼和气愤，回来报告了耀邦同志。
耀邦抬起头来说:“被偷了?”我说:“被偷了，是昨天晚上偷的，前天上午我去看时还挺好的，但还不太熟，再过两三天割正好。”耀邦嘻嘻一笑，说:“偷就偷了吧!”我说:“真气人，我们劳动一年算白干了。”
耀邦说:“我们没有收到粮食，有人收到了嘛!”我说:“那我们不是白干了吗?”
耀邦说:“你不要这么想问题嘛。你要想，我们总是为社会增加了财富嘛!至于这财富归了谁，这是另一个问题。不管归了谁，都是为整个社会增加了财富。”
他这么一说，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说了一句:“唉!真气人!”就退了出来。
参加庐山会议
1959年7月13日至18日，团中央在山东青岛召开了三届五中全会。耀邦从北京出发时说:“刘崇文和高勇你们两人轮流去，刘崇文先去，会议结束时高勇再去，刘崇文回来，高勇跟我去转一下，我们先到烟台徐建春[回乡知识青年典型，全国劳模，团中央委员，烟台地区掖县(今莱州市)西由人民公社主任。]的公社参加几天劳动，经过大连返回北京。”
在西由公社劳动了六天，每天的农活由徐建春负责安排，并陪同我们一起劳动。我们主要是干一些间苗、锄草的活儿。虽然天气很热，活也较累，但大家很愉快。特别是林萍 (山东省团委书记)很活跃，我们缠着他要他教我们说山东快书，我和李汉平、徐建春都跟着他学，学一阵，笑一阵。
按原计划，7月26日，除徐建春留下外，我们七人由掖县出发，经烟台换乘海军的水陆两用汽车到了长山岛。驻长山要塞区的海军政委胡政是耀邦的老部下，他特意赶到烟台接耀邦，并陪耀邦游览了蓬莱仙岛，听蓬莱岛管理区负责人讲述了“八仙过海”的故事。胡政委还抓住机会，要耀邦给驻岛部队干部作个报告。盛情难却，耀邦只好住下，并向部队干部作了报告。
我们本来准备很快去大连的，但耀邦却生病了，拉肚子，就在那天向部队干部作报告的过程中，一连拉了五次。他硬是坚持着把报告作完才去看病。
7月27日下午，胡政委转告，值班室接到刘崇文秘书从北京来的电话，说中央办公厅通知耀邦于8月1日前赶到庐山参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因为这个通知来得突然，事先一点消息也没有，而且又未通知会议内容，耀邦要我再给刘崇文打一个电话，主要问清会议内容和需要做些什么准备。但那个时代的电话线路实在欠佳，加上那天风大，说话怎么也听不清。胡政委要我通过部队电话联系刘崇文，再请刘崇文给我回电话。
7月28日刘崇文回电话说，中央办公厅通知中没有说会议内容，也未通知做什么准备，只说明庐山住房紧张，少带随员，并说中央又发一通知，请耀邦于29日上午9点以前到莱阳机场，到时有飞机接到庐山。我立即向耀邦作了汇报。耀邦说:“我总得带个秘书嘛! 高勇和小李(李汉平)同我去吧。”
我和李汉平随耀邦于29日早饭后直奔莱阳机场。莱阳机场是个军用小机场，我们到达时，已有一架伊尔14飞机停在那里，这架飞机要接六七位中央委员，因此，直到午饭后才起飞。同机的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其他首长我不认识。
夕阳西下时，飞机在九江机场降落，当即换乘汽车，于晚饭时到了庐山的牯岭招待所。
极其可笑的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团中央机关的造反派找我谈话，说:有人揭发，胡耀邦上庐山时带着在青岛团的三届五中全会上收集的黑材料、黑炮弹，准备配合彭德怀向党进攻的，到山上后，一看风头不对，黑炮弹没敢拿出来。造反派说我是跟胡耀邦去庐山的，因此，要我交代内幕。
这可真是俗话说的:“闭着眼睛拉胡琴———瞎扯。”
青岛团的三届五中全会上，虽然各地也反映了一些“共产风”“浮夸风”等方面的问题，但那次会议着重讨论的是发动青年投入增产节约运动和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问题。会上通过了《关于加强农村团的基层组织在青年中的核心作用的决议》。会议发表的公报，要求根据青年特点因地制宜地大搞生产活动;要在全团和全国青年中进行形势和党的政策的教育;要根据“兴无灭资”的方针，采取适合青年特点的方法进行思想工作，关心青年业余学习和文化体育活动，促进青年全面成长;把健全基层组织，加强基层工作作为团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可见这次会议不是什么搜集“黑炮弹”的会议。
青岛会议结束后，我随耀邦去了烟台、长山岛，刘崇文带着青岛会议的全部材料回了北京。这说明上庐山时，胡耀邦并没有带着什么“黑炮弹”。
胡耀邦原计划是由长山岛去大连，然后返回北京的。只是在长山岛途中突然接到中央通知，才又折返回来去庐山的。他还要我打电话问庐山会议是什么内容，需要做什么准备。这说明胡耀邦会前对会议内容一无所知，根本不存在带着“黑炮弹”上山，“准备配合彭德怀向党进攻”的问题。
我们7月29日晚上到了庐山，第二天，7月30日中办会议科的同志就把在此之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有关文件发给胡耀邦了。而中央政治局会议早已对彭德怀的《意见书》批判了很多天，毛泽东在7月23日讲话时就严厉批判了彭德怀的信，说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这时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不过是再进行一些讨论，使大家统一认识，最后作个决议罢了。可见并不是什么胡耀邦上山后“看到风头不对”，“没敢把黑炮弹拿出来。”
我认为，我列举的以上事实已经完全能够说明有人揭发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可是，那个年月，谁还去相信你说的事实! 何况造反派早已认定我是“保皇派”，又怎么能相信我说的是事实呢? 造反派既然不信，我又进一步解释说:“说带了‘黑炮弹’上山，确实没有。当然，‘黑炮弹’也不一定只是书面材料，如果胡耀邦在他头脑里装了‘黑炮弹’，那我看不见，他没有同我说过，我就不知道了。”这才结束了对我的追查和审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