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乡村治理滞后于乡村发展，成为制约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其中既有经济因素，也有人口因素。例如，村民参与度不足，部分农村“一管就僵、一放就乱”；农民利益诉求和表达方式多元化，村民间利益冲突的风险在上升；在一些地方，宗族势力对乡村治理干扰严重；“空心村”“三留守”问题日益突出等等。因此，推进乡村治理要充分尊重农村的特点，多种治理方式相结合，要以自治激发民主活力，以法治推进现代治理，以德治引导文明乡风。
乡村治理体系与城市治理体系的区别，在于乡村治理是集体经济制度与村民自治制度相互交织下的治理。在“村”这样的公共空间里，公共事务多数是一些细小事物。虽说是“细小”，但涉及农民切身利益，轻视不得。正因为“细小”，发挥村民自治的优势就很重要。当前，一事一议、小微权力清单、村民说事等村民自治模式值得推广。
尽管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很多传统依然延续，“礼俗”力量在维系村落秩序方面不可替代。现在一些农村存在的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问题，也需要发挥乡风民风力量，用村规民约来化解。
农村社会的法治氛围较城市有很大差距，不少农民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缺乏法治观念，遇到问题时很少想到运用法治方式解决，甚至一些村干部也没有以法治思维开展工作的自觉。未来乡村治理中，自治的事项会逐步减少，适用法治的事项会增多，自治要以法治为前提。因此，要提高农民的法治意识，采取适合农民“口味”的普法方式特别重要。要通过培育市场契约精神，来规范农民的经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