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在出席某活动时透露，教育部将出台新规，大学教授和副教授连续3年不给本科生上课，将清理出教师系列。
这不是第一次“让教授回讲台”了。早在多年前教育部就发布过相关意见，将教授为本科生上课明确为一项基本制度，各地也随之跟进出台了具体的实施办法和激励计划。但很显然，落地效果并不理想。此番教育部进一步明确“退出机制”和“惩罚办法”，变要求倡导为约束强制，强化制度刚性，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毕竟，在以科研成果论英雄的评价机制下，以倒逼的方式来解决某些教授授课“动力不足”的问题，不仅是一种对教育观念的正本清源，也是对高校评价机制的必要纠偏。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尽管当下大学功能已经越来越多元，但归根到底，育人始终是第一要义。犹记读书时，最火的地方非大学课堂莫属。单是看哪个教室占座的人最多，哪个教室门外、走廊里都挤满了翘首聆听的面孔，就知道教室内的先生肯定是课上得好的“大腕”。钱理群先生在提及自己的教师情结时就曾说：当我高声朗读鲁迅《阿长与〈山海经〉》里最后一句：“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我看见学生的眼睛发亮了，就知道他们的心灵和我发生共鸣了。这种基于课堂之上、知识之间的密切互动，不就是为人师者的最大获得感么？
我们相信，大学里绝大多数的老师，心中都有最宝贵、最朴素的“教书匠”情结。但更要看到，在现实中，一名教师如果认真投入本科教学，能够获得学生不错的口碑，甚至也会得到学校表扬，但在职称晋升这类核心利益方面却不受待见。当我们感慨于专注教学30年的大学讲师退休后被特聘为“副教授”，当我们点赞于某高校“没论文也能评教授”的政策创新，其实也恰恰暴露出某种尴尬，那就是在既有的评价机制下，投入教学而不拼论文，就难以评上职称。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样样都搞、样样都精。在功利的办学追求下，大学教授向着论文教授、课题教授、经费教授狂奔，教书育人的教授自然就少了。
让教授回讲台，必须落到制度上，既要有激励办法，也得有约束手段，两手并举才能让倡导真正落地。一方面要推进学校治理改革，实行教育和学术同行评价，让潜心教书的教师有尊严、有保障、有前途。一方面要真正让制度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不管是谁，不管其学术成就、社会影响力有多大，只要少了课堂教学这一环，该处理就要处理。我们看到，在很多世界一流大学，哪怕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必须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很大程度就在于其制度刚性已经化为了一种教学文化。
人才培养是学校的核心，学校开展的学术研究、社会服务，都必须服务于这一核心，否则，大学就不是大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