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仰韶遗址（上）
岱海遗址群：7000年前的先民从何处来？
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100周年。1921年，河南省仰韶村的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始。仰韶文化存在于距今约7000~5000年的黄河中游地区，其遗址主要分布于今河南、陕西、山西、甘肃、河北、内蒙古、湖北、青海、宁夏等省份。
作为仰韶文化北扩的重要区域，内蒙古发现了丰富的仰韶时期遗址和文物。仰韶文化发现百年之际，记者沿着其北扩的路线，寻访两代内蒙古考古人发掘的遗址，尝试还原一个鲜活的仰韶时代。那灿烂的2000余年，或可回答先民们从哪里来？曾怎样生活？又怎样走进历史长河？
如今的王墓山遗址是一片稀疏的林地
农耕渔猎的史前生活
如今的王墓山遗址，是一片用围栏围起的缓坡，长着稀疏的树木。若不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的提醒，看起来毫不起眼。这里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西北17公里处，北距岱海南岸2.5公里，是岱海遗址群内重要的仰韶文化遗址。10月中旬，凉城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方红明带领我们来到这里寻访。
方红明介绍说，在王墓山的西北坡, 自下至上依次分布有三处时代不同、内涵各异的文化遗存, 因此被分别命名为王墓山坡下、坡中和坡上遗址。从500米以内的三处遗址发现可以推测,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曾先后有三批人群迁移至此生活，留下那个时代的宝贵痕迹。
方红明介绍仰韶石器陶片
爬上距王墓山遗址600多米的石虎山的山顶，便可一览岱海全貌。作为内蒙古第三大内陆湖，岱海的面积约50平方公里，而在仰韶文化时期，它的面积是现在的4倍。岱海周边出现众多遗址，是因为先民们依靠着岱海及其周围良好的自然资源。
石虎山遗址
石虎山遗址是内蒙古中南部发现最早的仰韶文化早期代表性遗存，现在还有着当年考古发掘留下的痕迹，以及散落地表的红色陶片和石器残片。方红明捡起一块类似陶罐口沿处的红色陶片，指着两个对称的小圆孔告诉我们：“这两个小孔，有可能是陶器破损后，先民用于修补时打下的。”
穿越数千年的漫长岁月，这些残破的陶片和石器，仍留在主人生活的地方，仿佛它们的主人昨天还在这里热火朝天地生活着。
根据考古发掘推测，在距今约6000年前，岱海周边曾是温暖湿润的宜生活区域。从中原地区迁徙至此的先民们，在向阳的山坡上建造半地穴式房屋。他们以农业生产为主，兼以捕鱼和狩猎，手工业生产水平和规模不断提高。他们使用的陶器有泥质陶、夹砂陶和少量的砂质陶。夹砂陶大多为炊具，泥质陶则做为容器和汲水器来使用，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他们的生活用品有了一定的结余。
距今5500~5000年间，人类发展在内蒙古中南部达到了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遗址开始出现了环壕，说明当时已经有了稳定的部落存在。人们过着定居生活，房屋内出现用于储存物品的窖穴，应该是随着物品剩余量的增加而产生的。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面积较大的房屋，据此推测，当时出现了举行祭祀或议事的公共活动空间。
随着仰韶文化快速地发展和气候的变迁，社会结构在逐渐发生着变化，数百年后仰韶文化逐渐走向没落，取而代之的是龙山文化的崛起。
考古工作者的探索之路
在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文化遗址中，岱海遗址群是个颇有典型意义的小区域文化遗存。从考古成果看，岱海遗址群在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具有代表性和显著性；从考古方法看，内蒙古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在岱海周边小区域内，以文化谱系的建立为基础，运用聚落考古和环境考古开展综合研究的方法，创造了中国区域性考古研究的范例，在当时走在了全国考古工作的前列。
岱海遗址群出土的仰韶时期陶器（资料图片）
岱海遗址群出土的仰韶时期火种炉（资料图片）
我们寻访岱海遗址群的前生今世，就像在两个时空维度中穿梭：一个维度，是六七千年前，这里人类的迁徙和融合的风貌；另一个维度，则是内蒙古两代考古人逐步还原历史的探索过程。
说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考古成果，离不开考古学家田广金的名字。1965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田广金，放弃分配到家乡辽宁的机会，来到考古工作刚刚起步的内蒙古，成为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即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的一名考古工作者，并逐步成长为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理事会理事、文化部优秀专家。
王墓山遗址发掘现场（资料图片）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鄂尔多斯研究了十几年中国北方畜牧-游牧民族文化起源和发展的田广金，将工作重点放在研究内蒙古史前文化谱系、聚落形态和人地关系上。1982年以后，田广金的研究区域转移到岱海地区，先后带队发掘了王墓山坡下、王墓山坡中、王墓山坡上、石虎山、老虎山等遗址，逐步建立了岱海地区乃至内蒙古中南部史前文化的谱系。
田广金（左）在岱海遗址群发掘现场（资料图片）
田广金在岱海地区运用聚落考古和环境考古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创造了中国区域性考古研究的范例。在他任职期间，内蒙古的文物考古事业在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环境考古、聚落考古、多学科合作以及国际合作等多个领域，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然而，田广金不满足于文化谱系的梳理，不满足于聚落形态的揭示，甚至不满足于对古代社会状况的复原。他想知道的是，这一切后面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发掘研究鄂尔多斯的朱开沟遗址时，这类问题就开始困扰他：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和北方从事畜牧业生产生活的群体是从何而来？一直到老虎山等遗址的发掘，考古学界才逐渐发现，北方从事畜牧业生产生活的群体是由长城沿线的农业人口转变而来，而由农转牧的原因，可能是气候环境变化造成的。
气候造成的人类迁徙
内蒙古一批又一批考古人的发掘和研究，提出了对中国北方地区仰韶时期人地关系的全新论断。以往，人们普遍认为北方地区一直是畜牧业区域，寒冷干燥、不宜居住。实际上，北方地区在仰韶时期非常温暖湿润。从后来的考古发掘可以印证，仰韶时期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甚至深入至草原腹地的二连浩特等地，都曾居住过很多农业人群。
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进人繁盛时期后，不断向四周影响、扩展。距今7000年前后，岱海地区进入中全新世早期大暖期，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人群相继来此进行农业开发。
当时，黄河中游地区人类活动频繁，使得中华文明在这一地区出现繁荣局面。可以说在“大仰韶”文化范围内，北方与中原同根同源，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分子。
到了距今5500年的仰韶后期，气温开始明显下降，随之降水减少。从此，北方地区的农业发展放缓，畜牧业逐步发展。数千年来，内蒙古的中南部地区一直是气候敏感区域，农耕和游牧文明在此交汇融合，创造了丰富的文化面貌。
时至今日，这种融合仍随处可见。在乌兰察布市，还生活着数量众多的“走西口”时山西人后裔，这里既有大面积的农耕区，也有以畜牧业为主的旗县。奶茶、手把肉和焖面、烩菜同样受欢迎。
内蒙古的考古人带我们认识了那个灿烂的史前时代。眺望仰韶时代先民生活的这片土地，岱海波光粼粼，夕阳下牛羊归圈，远处庄稼已经收割，仿佛那个鲜活的仰韶时代并未走远。文·摄影/北方新报正北方网首席记者 查 娜
